記者 | 尹清露

編輯 | 黃月

《我生于美洲》

定義伊塔洛·卡爾維諾從來不是件容易的事，他熱衷于打破各種文體之間的邊界，寫作風格也多變且極具實驗性。除此以外，卡爾維諾信奉“隱去作者”的信條，他不愛談論自己，這也讓“誰是卡爾維諾”的問題變得愈加撲朔迷離。

在新近出版的《我生于美洲》一書中，這個問題或許可以得到相當程度的解答。本書收錄了1951-1985年間卡爾維諾的101篇訪談，從個人的寫作風格出發(fā)，一直談論到對世界文學形勢的分析，甚至是宇宙和人類的未來。龐大的訪談數量背后折射出的，是卡爾維諾那旋轉棱鏡一般的自我——可以被描述，但難以被框定。在這些采訪中，最常出現的詞是“懷疑”，卡爾維諾總是生活在自相矛盾之中。在1979年的某次采訪里，他提到自己不僅不善言談，對于寫作也有同樣的困難，他的思想總是彼此糾纏，必須把它們整理好，才可以經由特定的形式傳達出來。

漫步于書中繁復的枝杈中，這種糾結也許會逐漸被一種自由而廣博的感受所取代，畢竟，自由對卡爾維諾來說就意味著從另一個角度去觀察世界，意味著擁有不被現實邏輯束縛的能力。

《幽默》

分析幽默是一件很難的事，因為引人發(fā)笑的事情總是難以琢磨、稍瞬即逝，就連本書作者、文化評論家特里·伊格爾頓都在書中開宗明義道出了讀者的困惑：分析一則笑話是否就等于扼殺了其中的幽默？

然而，這本書并不是簡單的笑話分析大全，而是以“幽默”為主題寫就的專論。實際上，這并不是第一次有人做出這樣的嘗試，法國哲學家亨利·柏格森就曾在《笑：論滑稽的意義》中做出過廣泛的探討，人類學者瑪麗·道拉斯也論述過笑話對于日常秩序的顛覆和破壞功能。伊格爾頓以前人的理論為基礎，拓展了這一問題的縱深，通過介紹笑的符號學以及幽默的歷史，探討了這一人類現象在政治解放方面承擔的重要意義，保持了幽默應該具有的靈動姿態(tài)，而沒有把它僵化為某一固定的結論。伊格爾頓認為，幽默的作用在于“重振主體性”，它可以讓我們從邏輯、線性的艱苦工作中解脫出來，轉而注意到生活中的審美價值。

《捏造：福岡“殺人教師”事件的真相》

正義也能夠置人于死地嗎？“譯文紀實”系列的非虛構新作《捏造：福岡“殺人教師”事件的真相》就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2003年，日本福岡的某名小學教師以種族歧視為由，對班上一名有美國血統(tǒng)的學生進行了惡毒的霸凌，這引起了公眾的憤怒，媒體甚至聳人聽聞地稱其為“史上最糟糕的教師殺人案件”，案件發(fā)生后，這位男教師慘遭停職，并被送上法庭。但是隨著調查深入，這起案件卻被證明是是學生父母的虛假指控，經過長達十年的風波，這名教師終于獲得了遲來的清白。

為什么一個從未發(fā)生的故事能讓大眾深信不疑？為什么學校沒有認真聽取男教師的意見就實施處罰？此次案件不禁令人想起電影《狩獵》，或是韓劇《少年犯》中的“惡童”形象，以及那些不惜撒謊也要包庇孩子的父母。本書作者福田真澄認為，此次案件絕非個例，而是直接指向了現代教育領域面臨的復雜問題。如果繼續(xù)將兒童視為天真無邪、不會撒謊的人，以孩子作為擋箭牌提出不合理要求的家長只會越來越多，也會對本就處于弱勢的教師群體造成更大的威脅。

《中亞行紀》

劉子超曾在《失落的衛(wèi)星：深入中亞大陸的旅程》一書中提到，前蘇聯解體之后，中亞落入大國博弈的夾縫之中，就像是一顆迷失了方向的失落衛(wèi)星。而在近期出版的《中亞行紀》中，挪威人類學者埃麗卡·法特蘭深入了中亞的五個少有人涉足的國家——土庫曼斯坦、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與烏茲別克斯坦，試圖探索后蘇聯時代的中亞現狀。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精通俄語的法特蘭在旅程中花了大量的時間和各路人士交談，包括導游、出租車司機、年輕母親和考古學家等。她還深入探索了前蘇聯的歷史，以及歷史對這幾個新興現代國家留下的影響，比如專制主義直接導致了土庫曼斯坦第一位獨裁者的出現，而在哈薩克斯坦巨大而荒涼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基地，至今還殘留著核彈爆炸試驗的遺跡。在書中，法特蘭尤其關注當地女性的艱難處境，這些地區(qū)往往盛行一夫多妻制，吉爾吉斯斯坦甚至仍然保留著“綁架新娘”的傳統(tǒng)，當丈夫離開家去往俄羅斯工作，妻子則經常會遭到拋棄。在這片遵循著另一種時間節(jié)奏的神秘土地，當下的現實也總是顯露出回憶的痕跡，正如《紐約時報》書評所說的那樣，法特蘭“獲得了外人難以獲得的訪問權限，并帶我們回到了遙遠的過去時”。

《性差異的倫理學》

露西·伊利格瑞是法國當代女性主義學者，比起其他陸續(xù)被譯介到國內的女性學者，她的理論思想并不被大眾所熟知。《性差異的倫理學》是繼《他者女人的窺鏡》之后，伊利格瑞在簡體中文世界出版的第二本專著，本書內容來自于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學的系列講座。

伊利格瑞認為，男性發(fā)明了普遍認知中“大寫的人”，并由此生發(fā)出人道主義、主體科學等話語，而女性只能以此為基準被標記為他者。波伏娃的《第二性》最早意識到這一性別差異問題并給出了嚴肅回應，波伏娃給出的答案是：女人要像男人那樣獨立，兩人需要齊頭并進、同時努力。然而，這似乎又重新跌回到了主體科學的框架之中。伊利格瑞則希望在本體論層面，而不僅僅是認識論層面去言說性別差異，去顛覆“主體”的考古學現場，讓女人的陰性存在得到說話的機會。在書中，伊利格瑞追蹤并解構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笛卡爾及梅洛龐蒂等男性哲學家的經典文本，并嘗試從女性身體的角度來重寫哲學史。這種顛覆通過伊利格瑞提出的一則簡單的問題便可以得到彰顯：“難道一定要先知道婦產科知識才會生小孩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應得的權利》

在“厭女癥”概念已經得到一定普及的當下，我們還能怎樣談論它？康奈爾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凱特·曼恩的《應得的權利》給出了一個絕佳的思路，這也是自《不只是厭女》一書問世以來，曼恩就性別道德問題撰寫的第二本著作。

正如書的標題所示，曼恩提出了“應得的權利（entitlement）”這一概念，即一個男人往往認為自己理應得到對于性、家務勞動和社會地位的支配權，如果女性違背了他們的心意，不僅他本人會憤憤不平，還會激起其他男性的共鳴，造成“同情男性施害者”現象，從而進一步搶奪女性伸張權利的空間。

通過對種種案件現場的抽絲剝繭——從布雷特·卡瓦諾的性侵案聽證會，到美國醫(yī)療業(yè)對黑人婦女的長期忽視——本書揭示出了重要的一點：厭女癥應該被定義為一種對于女性的懲罰和管制，這種懲罰削弱了女性想要挑戰(zhàn)男性主導地位的挑戰(zhàn)，并最終起到維護父權制規(guī)范的作用。曼恩認為，這種定義非常重要，它有助于我們避免濫用“厭女者”一詞，從而不至于失去它作為語言武器的沖擊力和影響力。

《第九交響曲：貝多芬與1824年的世界》

《d小調第九交響曲》被普遍認為是貝多芬創(chuàng)作生涯的最高杰作，它表達著擺脫歐洲壓迫、獲取自由的渴求，并在后世成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標志，在許多重要的歷史時刻，人們都會演奏它來表達對于兄弟情誼的崇高感受。

在本書中，歷史學家和評論家哈維·薩克斯不僅用文字將聆聽這首偉大樂曲的感受付諸筆端，還將其置于浪漫主義時代的滾滾紅塵之中。在本書的第一部分，薩克斯詳細介紹了《第九交響曲》在維也納首演的盛況，隨后將《第九》和其他重要藝術家在1824年前后創(chuàng)作的作品聯系起來，令它們發(fā)生共振。比如，詩人拜倫在支持希臘反抗土耳其的斗爭中寫下《今天我讀過了三十六年》，顯示出從個人痛苦轉向英雄主義又漸弱至個人痛苦的結構，這和《第九》從痛苦走向歡樂、不斷螺旋上升的結構形成了鮮明區(qū)別，這一區(qū)別也映射著兩名藝術家本人對于道德感，以及如何詮釋自由的不同理解。以貝多芬及其作品為圓心，本書力圖展現的其實是一整個時代的深邃與偉大。

《解讀昆蟲記：讀懂法布爾的昆蟲世界》

法布爾的《昆蟲記》就像是童年的一個隱形注腳，許多人都曾在小學語文老師的督促下買過這套書放在家里，至于讀過多少，則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書中描寫各類昆蟲的詩意語言，也似乎要在成年重又翻開書本之后，才能釋放出它原有的魔力。

昆蟲學者詹志鴻深知人們對這套書的困惑，尤其是對于孩子來說，在讀過之后往往還是會疑惑于為什么要學習這些看似和自己無關的知識。詹志鴻指出，這并不怪孩子們，在法布爾逝世一個多世紀之后，生態(tài)環(huán)境也隨著人類社會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有些在以前常見的蟲子也隨著環(huán)境開發(fā)躲進了山里。于是，他編寫了這本解讀《昆蟲記》的書，用青少年更容易理解的語言逐一介紹昆蟲故事，并且把百年來昆蟲生態(tài)的變遷也記錄在案。通過這種方式，《昆蟲記》中的故事或許就不會顯得那樣陌生，而是能夠真正進入我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