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林子人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這是歷史學家王笛第一次參加書展。今年的上海書展期間,他穿梭于各個公開及非公開活動之間,與讀者分享成都茶館的故事,與其他歷史寫作者討論歷史寫作的現實思考。這位67歲的歷史學家孜孜不倦地與讀者交流,分享自己的歷史研究,及其對社會現實的思考。
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歷史學的“大眾文化研究轉向”風靡至今。意大利歷史學家卡洛·金茨堡的《奶酪與蛆蟲》出版后,“微觀史”的概念逐漸為人所知——所謂微觀史,是指研究普通人的生活,探究底層文化潛流如何反映或推動社會變革的歷史。王笛正是中國微觀史學的代表人物。從《街頭文化》《茶館》《袍哥》到2022年出版的《碌碌有為》和《歷史的微聲》,他始終書寫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以及在中國歷史上留下的雪泥鴻爪。
近年來,王笛展現出愈發(fā)強烈的與公眾對話的意愿。他告訴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記者,《碌碌有為》改編自他的社會史音頻課講稿,他在撰寫這系列講稿之初就非常明確,這將會是一部“零門檻”的作品。在自序中,王笛這樣描述寫作這部作品的初衷,“一個個平凡人的經歷,可以反映整個時代的變化,我們可以從有血有肉的‘小歷史’中真實地感受大時代的轉折。如果沒有微觀視角,我們的歷史就是不平衡的歷史、不完整的歷史?!?/p>
王笛很喜歡“碌碌有為”這個書名,他在其中寄予的殷殷深意或許在這本書的英文名中——Amazing Everyday Successes——體現得更為突出。他對“不平衡、不完整的歷史”的憂慮常常溢于言表,無論是在《碌碌有為》還是在《歷史的微聲》中,他都反復強調我們需要走出帝王史觀、英雄史觀,把注意力轉移到民眾史觀和日常史觀上。
在王笛看來,注重帝王將相、改朝換代的傳統史學觀念很大程度上延續(xù)至今,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人們傾向于認為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就是帝王將相和精英,人生在世就要爭做“人上人”,否則就是失敗者,是不值一提的無名者?!?span>歷史對普通人的消解會讓我們對自己的權利和尊嚴沒有認可。我希望普通人有更多對自我的認同:我來到這個世界上,傳宗接代,種田做工,度過平凡的一生,就是我們對世界的貢獻?!?/span>
王笛在《碌碌有為》的結論中指出,中國歷史固然不像黑格爾等西方思想家所認為的那樣停滯不前,而是沿著自己的軌道不斷演變發(fā)展,但它也揭示了集權社會結構的不穩(wěn)定性,中央集權太甚導致地方力量薄弱,使得社會缺乏自我修復和調節(jié)的能力:
“如果一個社會只存在兩個極端,一個是官(或政府),一個是民(或個人),中間缺乏社會的緩沖地帶,失去中間社會的支撐,那這個社會就是最缺乏穩(wěn)定的……一個健康和繁榮的社會,一定是自由的、自治的、多元的,而且民間社會是充分發(fā)展的?!?/span>
01 《碌碌有為》“太淺”了嗎?
界面文化:寫作《碌碌有為》的契機是什么?《碌碌有為》想要傳達的訊息是什么?
王笛:2019年,經濟學家陳志武策劃了一套通識音頻課程,邀請我來講社會史。我花了兩年時間完成了課程,此后我重新整理講稿,形成了上下卷的《碌碌有為》。
我非常明確的是,這本書應該零門檻,只要識字就可以讀。過去我的學術專著首先面向歷史研究者,但這本書要用一種通俗的、講故事的形式敘述,并且采用了教科書式的寫法,充分利用別人已有的研究成果,文學、法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多方面的研究都有引用。
這本書的價值在結論部分——走出“帝王史觀”,回歸日常,不要有帝王崇拜和權力崇拜。中華文明發(fā)展到今天,不是帝王給我們的,是我們自己創(chuàng)造出來的。帝王將相的作用更多是對文明的破壞,每一次戰(zhàn)爭、每一次政策失誤、每一次橫征暴斂都是對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壓迫。我們過去談論改朝換代時都說這是地主的壓迫,所謂地主就是士紳,雖然少數土豪劣紳確實存在,但大多數士紳為了在地方生存,是非常重視社會聲望的,他們也是中國社會穩(wěn)定的基石?,F在我們重新來看歷史,每一次大動亂、農民起義都是國家的問題。
界面文化:《碌碌有為》有一些批評的聲音,你有什么想要回應的么?
王笛:一本書不可能人人都喜歡,既然力圖做到零門檻,那就不可能寫得更深了。如果你抱怨這本書太淺了,那請你去讀我的學術專著《跨出封閉的世界》《街頭文化》《茶館》,那些作品有相當的深度。歷史書不像小說,讀者對小說沒有“一定要有深度”的期望,只要故事好看,但人文歷史類作品確實不可能照顧到每一個人。
話說回來,我也是一邊讀前輩、同輩或年輕學者的研究文獻一邊寫作的,有些問題是我過去沒有仔細想過的。我不相信讀者在批評“這本書太淺”的時候知道了一切,在閱讀這本書的時候什么新知識都沒有學到。更不要說這本書的結論部分,我自認為是成一家之言的,而且是對大問題的回答。它是我對歷史、對中華文明的思考。
界面文化:有哪些內容是你寫《碌碌有為》前不太了解的呢?
王笛:舉一個第一章“人口,是資源還是負擔?”中的例子。從《跨出封閉的世界》開始,我自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長江上游的四川。我沒有做過廣東、東北、大槐樹傳說的研究,但北大的趙世瑜等學者做出了很好的研究。我一直主張學術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一個人的知識儲備是有限的,但知識是無涯的,一定要吸取別人的研究成果。
02 不贊同先建構、后證明的歷史研究方法
界面文化:作為國內最早從事社會史研究的學者之一,你如何評價社會史當下在中國史學界和大眾讀者中的接受程度?
王笛: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史學界很少涉及社會史,1949年之后的歷史研究大多關于政治史、革命史、經濟史。1980年代,最權威的歷史雜志《歷史研究》出了一本專輯,呼吁研究中國社會史,但那時候我們對什么是社會史并不清楚,學者討論的是社會史的理論、方法、對象這些問題。說實話,我沒有寫過任何文章參與討論,我的原則是,與其去討論研究對象、方法,不如去做實證研究。我認為任何學科都不可能先來討論研究范圍、對象,再來研究,這不是學科發(fā)展的正常步驟。歷史學者要用自己理解的社會史來寫出自己的作品。
在寫我的第一部書《跨出封閉的世界》時,我理解的社會史受到法國年鑒學派布羅代爾的影響。布羅代爾把歷史分為三種歷史:第一種是長時段的歷史,一般是指自然生態(tài)的歷史;第二種是中時段的歷史,是關于人口、社會組織、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社會的歷史,演變時間比較,是我感興趣的歷史;第三種是短時段的歷史,就是政治史,關于一兩年甚至幾個月的突發(fā)事件,比如辛亥革命。按照年鑒學派的說法,革命或者說短時段歷史受到中時段歷史的影響,也就是受到社會發(fā)展的影響。布羅代爾的形容很形象,他說政治革命就像海面上的波濤,但影響它的是海面下看不到的潛流。革命爆發(fā)是短時間發(fā)生的,但它是長時期的社會矛盾累積爆發(fā)的結果。如果我們真的要了解大世界、了解革命、了解改朝換代,僅僅去看運動本身是不夠的,要回到歷史現場——這個歷史現場就是社會的歷史。
《跨出封閉的世界》不涉及短時段的歷史,主要集中在中時段歷史,包括人口、社會組織、社會結構,因此我在學術生涯早期就融入了多學科的思考,比如社會學、統計學、人類學。
過去中國社會史研究的一個很大的問題是把重點放在宏觀社會上,談人口、宗教都是站在全國的角度去研究,大視野是社會史的主流?!堵德涤袨椤废M屪x者從微觀的角度看中國社會,從小的切口出發(fā)——1940年代一個40多歲、從事絲織業(yè)的農村婦女杜二嫂——逐漸延伸到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從顯微鏡(微觀)開始,到望遠鏡(宏觀)結束,結論部分完全是對中國社會結構、中華文明演變這樣的大問題的討論。
界面文化:《碌碌有為》是一部強調多學科交叉的作品,你是怎么看歷史學的邊界問題的呢?
王笛:過去歷史的邊界是很清晰的 。歷史學是縱向研究回答時代演變問題;社會學是橫切面研究,把歷史的某個階段切開(特別是當代社會)就是社會學的研究內容。我80年代在四川大學讀書的時候,歷史學的危機就已經被提出來了。當時文學研究者開始寫文學史,社會學研究者開始寫社會史,政治學研究者開始寫政治史,那么剩下來還有什么可供歷史學研究呢?
其實隨著學術的發(fā)展,學科的邊界已經越來越模糊,邊界也越來越不重要,這是必然的、積極的趨勢。其他學科在進入歷史學的研究領域,歷史學也在進入其他研究領域。我自己的研究就大量使用人類學、社會學的研究成果。在歷史學內部,一些問題研究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很難往前發(fā)展,很多學者在十幾二十年前就覺得辛亥革命沒法再研究下去了,關于孫中山的研究可能有上千篇論文,關于辛亥革命的論文更是汗牛充棟。
但在《街頭文化》最后一章“政治”里,我從大眾的角度研究了辛亥革命。民眾在街頭拿著牌坊,表面上是在跪拜光緒皇帝,實際上是在利用大眾宗教的形式來反抗國家的壓迫,因此成為街頭政治的一部分。這樣的例子在中國歷史上還有很多,但過去學界不討論這些,因為它是人類學的方法——人們會通過儀式來表達政治態(tài)度,爭奪政治權利,空間政治因此形成。我們一度以為無法再研究下去的辛亥革命課題,因為引入了人類學的概念,得以繼續(xù)向前推進。所以,其他學科可能對歷史學研究的方法和思維上給予啟發(fā),我們一定要帶著開放而非封閉的心態(tài)來看這個問題。
界面文化:面對21世紀中國研究領域出現在理論迷宮中迷失的情況,歷史學家史景遷曾提出讓史學回歸故事講述。他認為,大多數社會科學理論的流行都相當短暫,所以他不主張用理論為先導去研究歷史。你對此怎么看呢?
王笛:我同意史景遷的觀點。整個20世紀后半葉新史學興起后,都在不斷強調理論,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等等。我一直反對理論先行,我的所有研究都是從個案研究開始的。《碌碌有為》的結論是我在完成寫作之后思考形成的,而不是先有結論再建構內容。我不贊同先建構、后證明的歷史研究,因為這可能歪曲歷史、強化偏見。
我基本每本書里都有史景遷的影子,我們不能簡單地說他的“故事講述”沒有理論和歷史觀。他是一位得到西方史學界主流承認的學者,目前為止能擔任美國歷史學會會長的中國歷史學者只有四位,費正清、魏斐德、史景遷和彭慕蘭。但如果你仔細看史景遷的作品在中國的評價,其實不是很高,《王氏之死》寫得那么好,豆瓣評分都不高,我非常驚訝!當我看到史景遷的書評分不高的時候,對我的書評分不高完全釋然了(笑)。
理論化是中國學界的傾向,其實我的《茶館》也受到“缺乏理論”的批評。對我而言,我閱讀托克維爾、哈耶克、葛蘭西、霍布斯鮑姆、E.P.湯普森或施堅雅的中國城市研究,并不是覺得必須要用他們的理論去證明中國的實例,而是用我的中國研究和他們的觀點進行某種對話。我沒有一部作品是利用一個人的思想、理論、觀點來證明中國歷史是怎樣的。理論只是我研究的一部分,它幫助我思考,但不會在實證中左右我的研究。我當然不是反對理論,但我和史景遷可以算作另外一種路徑,理論建構的研究路徑和敘事建構的研究路徑可以是共存的,不存在前者比后者更“高級”。
03 歷史對普通人的消解,讓我們對自己的權利和尊嚴沒有認可
界面文化:你曾在《十三邀》中談到,現代歷史學不應該是“帝王將相”的歷史,但現代歷史學其實又和現代民族國家的國家建設有密不可分的關系,這意味著現代歷史學即使脫離了帝王史觀,依然有可能陷入另一種宏大敘事。歷史學家要如何面對現代歷史學的宏大敘事呢?
王笛:宏大敘事和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有關。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梁啟超、胡適等知識分子重視民族國家的建構是完全合理的,我們需要這樣一個建構的過程。這是現代中國早期歷史研究的主要方向,錢穆、呂思勉、周一良、翦伯贊這一批民國時期成長起來的歷史學家都以通史寫作見長。通史寫作就是要表達“中國文明來自哪里”的問題。錢穆的《國史大綱》之所以完成于抗戰(zhàn)時期,就反映了形成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性。民族國家的建構是一個政治過程,歷史學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問題在于,這不是歷史研究的全部,當社會發(fā)展到一定地步,我們不能永遠停留在建構民族國家的歷史學上,它最大的問題就是對民眾的忽視。不在歷史中講述民眾,是來自中國古代的(史學)傳統。二十四史的編纂就是以帝王為中心的,發(fā)展到今天,形成了歷史研究巨大的不平衡。我從來不反對研究帝王,它是必要的,但它不是歷史的全部。當歷史研究圍繞朝代、帝王進行,生活在歷史中的億萬人民去了哪里?他們作為個體可能不重要,但作為群體他們非常重要。一旦你要研究群體,那肯定要從個體入手,個體的背后代表著千千萬萬同樣處境的人。
民族國家的建構完成以后,我們的歷史學必須做出相應的調整,要讓普通人了解自己的歷史和我們的日常。過去我們只討論歷史寫作的問題,現在更多是歷史閱讀和接受的問題。帝王史觀造成了我們對自己缺乏認可,如果沒有出人頭地,我們就認為是失敗的。平凡的人生得不到認可,認為普通人就是卑微的,這種觀念會危害到我們和下一代。歷史對普通人的消解會讓我們對自己的權利和尊嚴沒有認可。
我希望普通人讀了像《碌碌有為》這樣的書以后有更多對自我的認同:我來到這個世界上,傳宗接代,種田做工,度過平凡的一生,就是我們對世界的貢獻。中華文明就是這樣來的,而不是帝王創(chuàng)造的。帝王、英雄給我們的文明、我們的日常生活帶來的絕大多數都是傷害。他們要做大事業(yè),可能千千萬萬的人就為此犧牲,家破人亡。我們現在對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頂禮膜拜,忽視這些帝王讓普通人付出了多大的代價,這是歷史的諷刺。
界面文化:你在《碌碌有為》的結論中提出,中國歷史并非循環(huán)往復,而是不斷發(fā)展的,但過去對我們的社會、政治、文化依然有很大的影響。你是如何理解中國歷史的這兩種共存的特征的呢?
王笛:直到今天我們依然受到傳統影響,這是肯定的。我們的思想文化發(fā)展到今天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我們不可能也不應該全盤接受西方,我們有自己的傳統,應該思考的是如何在傳統的基礎之上擁抱現代世界。
中國社會停滯論是我在《碌碌有為》和其他一切著作中反對的觀點,中國社會從來沒有停止發(fā)展,經濟、文化、文學、宗教都在不斷演變。中國社會停滯論一度是西方流行的觀點。黑格爾認為,中國是一個沒有歷史的文明,發(fā)展才算歷史。馬克思曾說過,中國就像一個封閉在棺材里的木乃伊,英國人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就像是把棺材的蓋子掀起來了,它就完全風化了。那是錯誤的!唐宋以來中國從未停止演變,教育、社會組織、生活方式、工藝、科技、農業(yè),這些演變都在中國發(fā)生。但為什么近代中國落后了?我在《歷史的微聲》中有一個章節(jié),通過比較近代中日兩國回答了這個問題,日本比中國更順利地進入現代化有社會的因素、統治階級的因素等等,不是簡單的社會停滯的問題。
界面文化:在你看來,我們可以從中國歷史中得到的最重要的經驗是什么?
王笛:就是讓社會發(fā)揮活力,讓社會有自己的運行機制。人民自有其聰明才智,我們一定要相信人民,相信集體的智慧。執(zhí)政者只要保障社會治安、法治和社會公平,保護弱勢群體,人民會找到自己的道路。有時候“無為”就是最大的“有為”,管得越多越嚴,一個社會就越缺乏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