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美國當地時間11月29日，美國著名外交家、國際問題專家、1973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其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0歲。

基辛格是尼克松1972年訪華最大的幕后功臣、曾擔任尼克松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國務卿并在水門事件后繼續(xù)在福特政府中擔任此職。在1969年到1977年之間，他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發(fā)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2015年-2016年，基辛格為“尼克松遺產論壇”項目接受了六次視頻采訪，采訪者溫斯頓·洛德和凱特·麥克法蘭都是美國外交事務的資深官員，與基辛格有過長期共事的經歷。這一系列訪談集結為《基辛格談基辛格》一書，是基辛格生前唯一的一部口述歷史記錄。這位記憶力驚人的老人談論了1969-1974年間的關鍵外交政策問題的看法，特別是披露了自己對一些爭議性外交問題的態(tài)度和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比如這段時間里尼克松取得的最重要外交成就——中美建交。

在本書中，基辛格詳細回憶了1972年尼克松訪華，與毛澤東會談后兩國共同發(fā)布《上海公報》的全過程。尼克松于1972年2月訪華，但《上海公報》的起草其實早就開始了，1971年10月，基辛格、溫斯頓·洛德和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其他成員秘密來華，開始起草《上海公報》。據他透露，中美雙方在公報措辭上的意見交換不斷，美方對文本的調整直到《上海公報》發(fā)布當日凌晨四點才結束。洛德認為，這是一份展現高超外交智慧的外交文件，它巧妙地表達了分歧，把棘手的問題放到以后解決，并在開誠布公的背景下強調了共同的戰(zhàn)略目標。

半個世紀以來，作為當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中美建交改變了全球架構。在基辛格看來，它也是尼克松最重要的政治遺產之一，即建立一種更有全局觀的外交思維模式，從世界秩序而不是任何特定危機的角度來探討中國問題。他認為，盡管自那個時代以來出現了很多變化，但尼克松外交政策的許多指導原則依然至關重要，

“美國的外交政策應該從戰(zhàn)略藍圖出發(fā)，而不是對零散事件做出反應。政治家必須根據并不充分、往往是含糊不清的信息做出勇敢的決策。在談判中，美國的出發(fā)點應當是明確闡述自己的需求，并理解談判對手的歷史、文化和目標?！?/span>

《尼克松-毛澤東會談》

溫斯頓·洛德 | 文 吳亞敏 | 譯

在那之前及從那以后，再也沒有像一九七二年《上海公報》那樣的外交文件了，它是總統(tǒng)訪華的結晶。它在感情上和結構上都是獨一無二的，時至今日仍在被援引。

首腦會議產生了立竿見影的結果和持久的反響。實質性的突破是通過發(fā)表單方面聲明來巧妙地表達分歧，把棘手的問題放到以后解決，并在這種開誠布公的背景下處理共同的戰(zhàn)略目標。

這一結果符合成功的談判的典型前提——雙方都是勝者。

溫斯頓·洛德：美國和中國已經有二十五年沒有對話了。您是如何為尼克松總統(tǒng)的這次訪問做準備的？

基辛格：安全事務助理必須了解總統(tǒng)的工作模式，并且要了解得很具體。到那時為止，我們已經親身參與擬寫大量讓尼克松閱讀的報告；感覺出他在為同任何人的會面而做準備，特別是通過閱讀盡可能多的材料來為具有如此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做準備。

溫斯頓·洛德主要負責整合材料。我們做了一些思考，這些思考的成果由溫斯頓擬寫，由我審閱，他收集了所有的材料。因此，尼克松為這次訪問準備了大量的簡報冊。此外，在一九七一年七月的秘密訪問到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的訪問期間，我和我們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團隊于一九七一年十月訪問了中國，從那時起我們開始草擬公報。這樣做的原因是，我們不想，中國人顯然也不希望出現在首腦會議期間的三四天時間內匆忙起草公報的局面，這樣可能會造成緊張局勢，使事情變得難以控制。

所以，在一九七一年十月，溫斯頓·洛德和我，以及秘密訪問團里的成員，加上后來為住宿而進行實際準備工作的尼克松訪華先遣隊的成員，去了中國比較長的一段時間，我想大約是一星期時間，我們開始起草后來的《上海公報》。我們帶去了一份傳統(tǒng)型的公報，里面有很多措辭模糊的協(xié)議和一般性的語言。

溫斯頓·洛德：我們實際上給了周恩來一份草稿，他帶走了，第二天回來了。

基辛格：沒錯。我們給了周恩來一份草稿，我說他似乎愿意討論那份草稿時，我指的就是這一份。正如我們前面說過的，第二天他回來，說毛澤東完全拒絕了這份草稿，因為它給人造成了錯誤的印象，他說最好的辦法就是起草一份公報，讓雙方盡可能清楚地表達不一致的觀點，并列舉幾條協(xié)議。他認為，第一，這將準確反映局勢；第二，這將顯著突出我們確實達成的協(xié)議。

溫斯頓·洛德：您早些時候說過，尼克松會對他想要的戰(zhàn)略目標有一個想法，但由您來決定如何實現這個目標。尼克松在其中國之行和《上海公報》中的目標是什么？

基辛格：關于長遠目標，尼克松和我意見一致。尼克松比我更清楚美國國內的影響。但是我們歷經幾年的時間向美國公眾提出了越南和平的前景，他看到了讓美國人民知道他們有一個具有世界和平前瞻的總統(tǒng)的巨大好處。這就是獨特的尼克松式政策的一個方面。他和我都很清楚這會對蘇聯(lián)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我們還沒有詳細設想如何才能把開始時的一次性影響，變成永久性的影響，從而使我們自己處于一個與中國和蘇聯(lián)兩國之間的關系比他們兩國之間的關系更為密切的位置。但我們在起草的年度總統(tǒng)報告（每年二月出版）中預示了這一點，尼克松批準了這份報告并記住了這一點。對這一主題的深刻理解，成為我所接觸過的總統(tǒng)中相當獨特的一面。

溫斯頓·洛德：《上海公報》以什么方式成為一份獨特的文件？它與其他首腦會議的文件或公報有何不同？

基辛格：這里是兩個眾所周知的對手，他們舉行了總統(tǒng)級別的會晤，并擬寫出一份相當長的文件，對所有一系列問題無一遺漏，說美國的觀點是……中國的觀點是……在一些問題上，這些觀點相當對立。每一方都可以自由地闡明自己的意見，但每一方都允許對方就其觀點發(fā)表評論。

舉一個例子，我對周恩來說：“如果您修改這一表述，我們將在我們那部分為您的觀點預留位置。”他說：“我不想那樣。如果您能說服我修改這一表述，您就不必把我的觀點放在你們那部分里。”這就是談判公報時所用的方法，對雙方都極為有益。我們可以在越南問題上闡述不同的觀點，也可以在許多問題上發(fā)表不同的意見。

溫斯頓·洛德：最后一點是，在尼克松訪華結束時的記者招待會上，在事先通知周恩來之后，您申明了我們對中國臺灣地區(qū)——是中國的領土——的條約承諾。當然，我們必須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上向前邁進，但是，中國人所跨過的距離是非同尋常的。

您知道他們會把那種靈活性帶到首腦會議上嗎？

基辛格：《上海公報》中最棘手的部分是，在我們結束討論之后，尼克松和毛澤東都通過了——問題是美國國務院還沒有人看過它。

所以我們在中國的倒數第二個晚上，當時在杭州，我們認為公報完成之后，這一切都結束了。然后我們讓美國國務院看《上海公報》。不可避免的是，那些對談判感興趣，卻沒有參與談判的人認為他們本可以做得更好，因為他們不知道談判發(fā)生的所有背景。所以國務院提出了許多我認為是不相關的問題。例如，我們在草案中表示，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國務院說：“你怎么知道所有中國人都這樣認為？”他們百般挑剔，我們把他們的意見交給正準備更衣吃飯的尼克松。尼克松說，他支持公報草案，如果必須這樣做的話，他將絕對堅持這一立場。但是，我忘記了，國務院提出的十到十五處相對較小的變動，如果我們能使中方接受，這將對他有極大的幫助。

因此，在杭州的宴會結束之后，我要求和周恩來會面，告訴他尼克松和毛澤東批準的文本必須重新討論。正如你所能想象的那樣，他大發(fā)雷霆。但最后他說：“我們?yōu)槭裁床蝗ヌ幚磉@事呢？”因此我們查閱了公報并發(fā)現──我不知道有多少地方──中國人愿意在那些可能使文件更加完善的地方做一些調整。但這些都不是重大問題。

溫斯頓·洛德：所以中國人認為你們是想重新談判《上海公報》嗎？

基辛格：是的，因為我們這樣做了。但我向他們解釋說：“如果你們堅持如此，我們也會堅持這份文件。但這將使它在美國更難受到歡迎?！?/span>周恩來的一位助手，后來當了駐華盛頓大使，他的英語詞匯量極大。他是個天才，找到了一個符合雙方要求的英語措辭。

溫斯頓·洛德：我們寫進《上海公報》中的一個要點是針對莫斯科的反霸權條款，這是我們確實達成一致的領域之一。

基辛格：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反霸權條款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但從我們的角度來看也很重要。中美雙方都同意，兩國都不會稱霸，這意味著中國不會入侵任何地方。第二，我們反對任何其他國家建立霸權的努力。

溫斯頓·洛德：那么，首腦會議結束時，你們是否覺得達到了來中國的目的？

基辛格：我認為，尼克松圖書館的檔案里，必然有尼克松和我在此行結束時在他的酒店房間里進行的談話記錄，我們在談話中總結說，首腦會議改變了過去的戰(zhàn)略平衡，但最重要的是，給世界帶來了新的希望。

我來說說那次談話。你知道，非常難以以正常人的方式和尼克松接觸，因為除了少數與他非常親近的人外，他很不合群。但這次談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獲得一次偉大的勝利后，他沒有滔滔不絕地說他為此做了些什么，而是問這對美國和世界意味著什么。

本文書摘部分選自《基辛格談基辛格》第四章“尼克松-毛澤東會談”，較原文有刪節(jié)，經出版社授權發(f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