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林子人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在談到中國以外的學者對有關中國的方方面面進行研究的學科時，我們往往會用漢學（Sinology）或中國學（Chinese Studies）來稱呼。漢學始于歐洲，最初是對古代中國的研究。

中國研究則始于20世紀中葉的美國。1939年，美國漢學家、歷史學家費正清與歷史學家、日本問題專家埃德溫·賴肖爾一同在哈佛大學開設了東亞文明課程；1955年，費正清創(chuàng)建了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培養(yǎng)出了一批學者，他們前往全美各個大學推廣中國研究，讓美國成為當代海外中國研究的重地。

1988年起，江蘇人民出版社推出“海外中國研究叢書”，譯介海外漢學研究成果，至今已出版圖書225種，囊括的作者有費正清、孔飛力、周錫瑞、魏斐德等。

在這套叢書出版35年之際，澳門大學歷史系講席教授王笛與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特聘教授許紀霖以“我們?yōu)槭裁匆x海外漢學”為題日前展開討論。

在許紀霖看來，海外中國研究中的優(yōu)秀作品給中國學者帶來了諸多研究和寫作方面的啟示。但近年來有一種聲音認為海外中國研究價值有限、不值得討論，推崇本土化的理論，他認為這種“西學原罪論”是一種很偷懶的批評，“甚至稱不上是一種學術批評，良性的學術交流應當是對所有研究保持好奇開放的心態(tài)。”

西方學者能注意到中國學者想不到的問題

許紀霖談到，在上世紀80年代還有若干影響了中國文化、學術進程的叢書，但都已不再出版。而能把“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做到35年，“某種意義上是一個‘奇跡’?！?/p>

這套叢書中讓許紀霖印象最深刻的，是史華慈的《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史華慈“以問題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方法深刻影響了他的治學和其他許多思想史學者。他注意到，《尋求富強》出版后在國內受到了一些批評，認為史華慈沒有描述一個“客觀、全面的嚴復”。但在許紀霖看來，這恰恰是史華慈的研究特色，“他把嚴復復雜思想中的某一個面抽象出來、凸顯出來，達到片面的深刻，從而形成他的問題導向?！笔啡A慈在書中指出，嚴復比同時代的西方思想家更敏銳地注意到，尋求富強是19世紀歐洲思想的核心動力。

王笛于1991年到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攻讀歷史學博士學位，之后每次回國，“海外中國研究叢書”都在他的購書單上。作為研究日常生活的歷史學者，叢書中謝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給了他很多啟發(fā)。這本1950年代首次出版的作品，到了1990年代幾乎仍然是西方研究中國日常生活的唯一專著。

王笛回憶道，中國學界長期流傳一個觀點，即“西方學者無論如何都研究不過中國人”，因為中文很難，文言文更難，西方人理解中國無異于“隔靴搔癢”。但在“這套叢書出版后，中國學界才發(fā)現(xiàn)西方學者的研究課題、使用的資料和挖掘資料的方式往往能帶來一些新的認識?！坝袝r候我們是‘身在廬山’，有些問題不一定能夠意識到，而西方漢學家作為他者，看中國的問題甚至是我們沒有想到的問題?！?/p>

他以高彥頤的《閨塾師》為例，解釋了西方歷史學者如何為中國史研究帶來新的視角。這本書挑戰(zhàn)了“中國婦女在歷史上是受壓迫的”這一傳統(tǒng)歷史敘事，提醒讀者注意古代中國婦女生命經驗的復雜性。高彥頤在研究明末江南士紳家庭女性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她們能夠接受很好的教育。王笛認為，這一發(fā)現(xiàn)給我們展示了中國傳統(tǒng)社會婦女的另外一面，提醒我們歷史中經常會出現(xiàn)“例外現(xiàn)象”，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也影響了他自己的研究。王笛在研究晚清四川社會改良時發(fā)現(xiàn)，我們不能想當然地認為社會改良者肯定對婦女采取更為開放包容的態(tài)度，事實是，恰恰是這些改良派對婦女參與公共生活提出了更多的限制。

美國的中國研究強在體系開放

許紀霖指出，美國的中國學在1980年代出現(xiàn)了重要轉向。80年代以前的美國學者大多專注于政治史、外交史和思想史研究，80年代以后，大量海外學者可以來中國查閱資料，同時又受到了法國年鑒學派的影響，社會史、文化史、生態(tài)史、性別史也開始進入史學視野。

另外一個轉向是學界對歷史的理解出現(xiàn)了重大變化。“過去我們總是相信歷史有真相，這個真相是唯一的。現(xiàn)在很多中國的歷史學家依然相信歷史有客觀真相，歷史學家的唯一目標就是通過發(fā)掘史料，揭示這個真相。上世紀80年代以后，歷史本質主義被破除，對歷史了解越深入越會發(fā)現(xiàn)：在這個復雜的世界，已經發(fā)生的歷史對后人來說是開放的，可以作多元的解讀，不同的史料可以整合成不同的真相、不同的圖景?！?/span>

許紀霖指出，美國后本質主義哲學推進了史學的發(fā)展，比如新文化史的出現(xiàn)——這一細分領域受?？潞蟋F(xiàn)代理論的影響，認為現(xiàn)實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建構的產物?？挛牡摹稓v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就運用了新文化史的理論方法。

“美國的中國研究學者借鑒歐洲，對日本也有借鑒。此外，他們可以把其他學科的好東西吸納進來。但是不要以為中國學者在這部分是缺席的。中國的學者，包括晚清民國時期和一些中國當代學者也都非常擅長傾聽、理解、接納。美國的中國研究之所以這么強，因為它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彼f。

“西學原罪論”是一種偷懶的批評方式

許紀霖從問題意識和敘事方式兩個角度闡述了海外中國研究的重要價值。首先，國外一些學者也許在史料挖掘方面未必有新意，但他們有突出的問題意識。他注意到，中國學生在研究時往往遵循“以論代史”的傳統(tǒng)研究模式，先看資料，論從史出。這樣的研究方法固然也能做出好的研究，但也有很多資料雖扎實、結論沒有任何新意的平庸之作。

與此同時，海外中國研究中的優(yōu)秀作品能夠提出非常重要的概念。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中探究的核心問題是：中國政府的權力如何滲透到基層鄉(xiāng)村？在這本體量不大的書中，他提出了“權力的文化網絡”這個概念，揭示了政府權力無法脫離血緣、地緣、信緣等既有文化網絡運作。許紀霖認為，杜贊奇為學界提供了一個具有相當解釋力和某種普遍意義的分析性概念。他指出，中國本土學者也曾具有這種超越一時一地的研究、提煉出分析性概念的能力，比如費孝通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差序格局”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

許紀霖注意到，近年來無論是大眾讀者還是學界內部都漸漸出現(xiàn)了一種聲音，認為海外中國研究的價值有限，提倡本土化的理論，他把這種認為西方觀點不值得討論的聲音概括為“西學原罪論”。他認為這是一種很偷懶的批評，甚至稱不上是一種學術批評。因為學術研究不是奧林匹克競賽，存在“孰優(yōu)孰劣”，良性的學術交流應當是對所有研究保持好奇開放的心態(tài)，什么都讀但絕不迷信，“吃百家飯，采百家花，最后釀成自己的蜂蜜?！?/span>

王笛認為，當下我們對歷史學的理解建立在西方現(xiàn)代歷史學的基礎之上，因此我們無法回避西方的理論與方法，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需要對海外中國研究，哪怕是漢學經典頂禮膜拜，而是應該用批判的態(tài)度去廣泛閱讀?！爱斘鞣綄W者在研究美國史、歐洲史的時候，或者日本學者在研究日本史的時候，也引用我們中國學者對中國史的研究——到了那個程度，可以說我們的歷史研究是真的走向了世界?！?/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