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尹清露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過去幾年，我們目擊了諸多性別事件，女性音量明顯升高，“女性主義”一詞也進入了日常生活。隨之而來的，是許多困惑。正如界面文化的2023性別事件盤點所言，女性日益生活在不確定中，輿論場中關于性別議題的討論充滿火藥味。

在這樣的語境下，英國哲學家埃米婭·斯里尼瓦桑的《性權利》出現(xiàn)得恰逢其時。在書中，她從“性”這一性別運動中最核心的存在出發(fā)，分析和思考了女性內(nèi)部的種種分裂和矛盾：應該團結男性，還是說一句“我厭男”然后與之割席？應該立法廢除性工作，還是改善性工作者的工作條件？其中一個問題尤為關鍵：如今，年輕女性的性別意識有所提升，性處境卻愈加惡化，我們要如何理解和面對這一矛盾？

斯里尼瓦桑認為，21世紀的女性主義者應該放棄“女性命運共同體”的隱喻，以及向國家權力與法律求助的慣性，它們不僅會遮蔽群體內(nèi)處境最困難的女性，也阻礙了更激進的政治運動。真正有包容性的政治并不是一個共同體，也不是任何一個派別或一個“家”，它往往是矛盾曖昧的，既不舒服也不安全，卻是激發(fā)想象力之所在。

在性騷擾與師生戀中，為什么“肯定同意”是不夠的？

在反性騷擾運動中，一個來自男性的常見說法是，越來越多的指控有可能“錯殺無辜、誣告好人”，也就是說，你要如何證明那名女性不是出于私人恩怨，給對方頭上“潑臟水”呢？

去年被指控性騷擾的編劇史航就采取了這一策略。史航在今年1月發(fā)出最新回應，用微信聊天截圖證明他與指控自己的女性小默是知情同意的戀愛關系，而社會的發(fā)聲渠道“應該留給未被歪曲的事實和真正需要幫助的人”。他試圖表達的是，像他這樣無辜的男人正在受到惡毒、別有用心的女人的中傷。

對于性騷擾案中的男性辯解，斯里尼瓦桑首先認為，性侵者被誣告事件的發(fā)生概率極低（即使確實存在），卻在公眾想象中占據(jù)著重大位置。這種普遍的擔憂來自男性對特權逐漸消失的焦慮。在西方語境下，隨著公眾越來越相信女性的發(fā)聲，富有的白人男性擔心法律會像此前對待貧窮的黑人男性那樣對待他們。曾在業(yè)內(nèi)擁有頗高話語權的史航，無疑也懷有相似的焦慮。

更重要的是，何為“未經(jīng)歪曲的事實”本身就值得商榷。在性騷擾或強奸案中，女方是否“肯定同意”地參與性活動是定案的關鍵，但是，如果關鍵不在于法律上的是與否，而關乎更深層的社會心理結構呢？如果法律根本不是解決性侵問題的工具呢？

由此，斯里尼瓦桑進入了一個顛覆性的場域。她提請我們注意，女性的“肯定同意”在父權制結構中經(jīng)常會失去它本來的意義——對于女性而言，由于一種“害怕對方覺得掃興”的被內(nèi)化的自我要求，她們即使不情愿也會做完全套性行為；而對男性而言，成功征服一個本不情愿上床的女性也是一種內(nèi)化的要求。如果這一社會心理結構無法得到改變，性侵就永遠無法被消除。

可惜的是，在世界范圍內(nèi)的反性侵運動中，將性侵者繩之以法似乎就已經(jīng)是最大的成功——好萊塢制片人哈維·韋恩斯坦被判處23年監(jiān)禁，得到了推特上一片女性的歡呼慶祝，得到這一結果耗費了超乎尋常的巨大努力，而更多性侵慣犯甚至連業(yè)內(nèi)制裁都不曾面臨過。

另一個同樣說明問題的例子是師生戀。許多身處師生戀中的男性教師會強調雙方都是自愿的，不涉及權力問題。斯里尼瓦桑指出，重要的并不是自愿與否，而是一種她稱之為“強制異性戀”的制度，在這一制度之下，女學生對于（男）老師的欣賞往往會被引導向對于老師本人的情欲渴望——你一定是想擁有他，而不是想成為他；與之相反的是，男學生對男教授的欣賞則會被引導向一種成為他并取而代之的成長渴望。于是，所有希望在學術上有所作為的女性，都必須首先跨過這個阻礙，不斷詰問自己：“我到底是想成為老師，還是想跟老師睡覺？”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女性追求知識權力的腳步就已經(jīng)遠遠落后于男性了，即使坐在同一間教室，教育的好處也總是無法平等地分配給男性和女性。

為何在女性主義中，“被壓迫的共同體”是不夠的？

法律無法解決的性別議題還有賣淫和色情片。女性主義者內(nèi)部存在著這樣一個亙古的難題：我們應該立法廢除一切性工作，還是致力于改善性工作者的工作條件？應該禁止色情片，還是任由其發(fā)展？

在象征層面，賣淫和出演色情片無疑是父權制下女性境況的濃縮，理應被取締；可是在實踐中，打擊性犯罪從來就沒有根除過賣淫，反而會讓性工作者的處境更差。斯里尼瓦桑在《性權利》中指出，“只要女性需要錢來付賬單、養(yǎng)孩子，只要性工作比現(xiàn)有的替代選擇更好，只要女性的從屬地位被色情化，就會有賣淫存在?！?/p>

此中原因不難理解：法律是一種由男性制造、為男性服務的制度，它往往會成為攻擊女性或性少數(shù)群體的幌子。比如，2018年在反賣淫女性主義者的要求下，西班牙法院宣布一個性工作者工會的章程無效，理由是性工作不是工作。其結果是，那些幾乎全部由男性經(jīng)營的“紳士俱樂部”毫發(fā)無損，而不想為男性工作的妓女就無法享有任何勞動保護，還經(jīng)常被警察以模糊的理由罰款。

立法反對色情也是同樣。在一些依賴用戶上傳盜版內(nèi)容的網(wǎng)站，規(guī)定刪除盜版資料反而會加速用戶上傳更多資料，這一成本由女性從業(yè)者承擔——在加利福尼亞最大的色情產(chǎn)業(yè)中心，女性色情演員們每4-6個月就需要晉級，去從事更高薪的硬核性行為，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基本的生存。2014年，英國政府通過了一項禁止某些色情片的法律，結果被禁的都是一些在主流觀點看來“離經(jīng)叛道”、實際上表達女性欲望的行為。最后，清單里留下的都是老派直男印象中的“好”色情片。如此一來，厭女的色情生產(chǎn)系統(tǒng)根本沒有受到任何影響。

最重要的是，試圖一切依靠法律決定，往往讓統(tǒng)治者有理由對更深層的種族、階級、財富分化問題熟視無睹，而最容易受到犯罪打擊的正是那些深陷貧困的人以及有色人種。

斯里尼瓦桑認為，主流女性主義者也正在犯同樣的錯誤——那些希望制裁性犯罪的女性主義者本身并不從事性工作，而成了律師、銀行家和學者。她們?nèi)缃竦闹攸c變成了確保女性在資本主義結構中的平等，比如同工同酬、反對就業(yè)市場的性別歧視、在職場中反對性騷擾，并將這部分壓迫視為“女性共同體的壓迫”——哪怕造成大多數(shù)女性苦難的原因其實更為基本，比如缺乏住房、醫(yī)療保健和體面的工作。

將女性歸結為一個扁平的“共同體”，就等于無視了交叉性，無視了處于權力困境末端的女性。這里的“交叉性”不僅僅意味著對種族、階級、性認同等的充分關注，它更是一種實踐力量：

交叉性的核心洞見是，所有只關注群體內(nèi)部成員的解放運動——只關注女性的女性主義運動、只關注有色人種的反種族歧視運動——都有一個共同點：它只能最好地服務于那些群體內(nèi)部受壓迫程度最輕的成員。只處理“純粹”的父權制壓迫的女性主義，最終會反過來產(chǎn)生一種同化政治，致力于為最富裕的女性爭取權利。

斯里尼瓦桑為讀者提供了一類觸目驚心的案例：當強奸犯或家暴者被捕入獄后，受牽連的往往是他們的妻子，她們需要依靠丈夫的收入生活。2012年，在印度一起強奸案中，受害者喬蒂·辛格作為一名高種姓、受過教育的女性在死后被拔升為“印度女兒”，而因強奸喬蒂被判死刑的一名低種姓男人的妻子問道：“那我的孩子吃什么？我也是一個女人啊。”

斯里尼瓦桑失望地看到，20世紀70年代之前，女性主義者們關注的還是改變社會秩序，她們要求普及兒童照料、財富再分配、家務勞動的工資，以及生產(chǎn)資料的民主所有權。但是這種要求很快讓位于“監(jiān)獄女性主義”與“反歧視范式”，女性主義者也被吸收到資本主義和國家機器中，難以產(chǎn)生真正激進的力量。

在倫理層面重思“激女”

如果說在上述討論中斯里尼瓦桑的立場還比較堅決，那么接下來，她開始走向一個“矛盾曖昧之地”，并希望女性主義者們擁有更多倫理層面的思考。

仍以“保護性工作者”還是“廢除性工作”的兩難為例，她認為，任何在改善當前人們生活與為了更好的未來之間的選擇，我們都必須選擇前者。2019年，德國政府資助了一種“免下車妓院”，顧客可以開車進入提供性服務的的停車棚。然而，許多女性主義者只看到了象征著男女不平等的停車棚，卻忽視了棚子里那個為了安全起見、讓妓女及時逃離的側門，也忽視了其中蘊含的“一種想讓世界對特定女性群體變得更宜居的沖動”。

對本篇文章的讀者來說，更為切近的是另一個問題：我們應該如何看待色情作品？它到底是父權制度的工具，還是女性得以解放的陣地？雖然我們都知道色情片里充斥著折磨、強奸的厭女場景，但是許多女性仍然會對此感到性興奮，那么她們應該被批判嗎？

圍繞這一問題，上世紀60-80年代美國婦女解放運動中出現(xiàn)了兩個尖銳對立的派別，“反性”派認為性是一種父權建構，唯有徹底不與男性接觸的分離主義、禁欲主義才能解放女性?！爸С中浴钡挠^點則認為，女性應該有和任何人發(fā)生性關系的自由。

這樣的爭執(zhí)對國內(nèi)女性來說也并不陌生。網(wǎng)絡上經(jīng)?？梢钥吹截瀼胤蛛x主義的“激女”群體，她們秉持“6B4T”、“不婚不育保平安”的理念，試圖與男性徹底割席。她們也對還未脫美役、仍在和男人談戀愛的女性抱有一邊倒的批評態(tài)度。與此同時，許多以往愿意團結男性陣營的女性主義者們，在面對層出不窮的性別暴力事件時，也紛紛困惑于男性是否還是值得信任的盟友。

斯里尼瓦桑的回答是這樣的，作為大前提，色情片無疑是一種生產(chǎn)父權意識形態(tài)的機器，它強化著女性作為“次等公民”的從屬地位，而現(xiàn)實中的異性戀經(jīng)常會參照和復制色情片中的樣子，在此體制下，女性的欲望從來就不是自由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一個女人說她很享受在色情業(yè)工作，享受收費跟男人做愛或者穿細高跟鞋，并認為這些是屬于她的女性實踐，那么我們也應該信任她。這種相信是一種倫理主張——只有這樣，女性主義才不會重新變回道德威權，才不會像分離主義女性主義者或部分“激女”那樣，支配它本該解放的主體。

倫理（ethics）與道德規(guī)范（morality）是不同的。正如福柯所言，前者的范圍比后者更為寬廣。道德是超越個人的律令，而倫理是對于社會規(guī)范或律令的個人反應，這些反應經(jīng)常是游移不定的。?？聫亩撟C道，自由不是一個可以達成的目標，也不是烏托邦式的理想，而是一個在實踐中不斷變換的過程。正是在與諸多權力的交涉中，人的欲望和性格得以形成。

很多時候，倫理的主張和女性對于廢除父權制的主張是彼此矛盾的，種族主義、殘疾歧視、恐同恐跨經(jīng)常會在“個人選擇”的幌子下潛入臥室。斯里尼瓦桑也深知這一點，所以她借朋友之口感嘆道：“要想出一種辦法告訴人們改變他們的欲望，但又不采用道德說教的方式，真他媽的難啊！”

不過，她還是在最后留下了一個稍顯光明的尾巴，這也可以看做是對福柯的回應：“性偏好可以改變，也確實在改變。欲望可能令我們驚喜，將我們引向一個從未想過要去的地方，或者引向一個我們從未想過會對之萌生欲望或愛意的人?！?/p>

尾聲：讓想象力和警惕性并存

縱觀《性權利》全書，斯里尼瓦桑的心聲或許可以用以下這段話概括：

一種值得我們擁有的女性主義必須想辦法來避免罪與罰的舊模式機械地重演，每一次都只有轉瞬即逝的滿足與可預見的代價。一種值得我們擁有的女性權主義必須期待女人能做得比過去的男人更好：不只是更公平，還要更有想象力。

事實上，許多女性主義者已經(jīng)在這樣做了。馬克思主義女性理論家西爾維婭·費代里奇認為，家務勞動應該被職業(yè)化和工作化，她想象的是一個女性有權通過拒絕家務、迫使資本重組經(jīng)濟和社會關系的未來。提出賽博格女性主義的唐娜·哈拉維，從黑人女性小說中得到啟發(fā)并提出，女性主義者應該打造一種“部分的結盟”，珍惜曖昧性和親近性，拋棄同一的幻想——這也回應了斯里尼瓦桑對于共同體的批評。

與此同時，斯里尼瓦桑也充滿警惕地強調，在還未收獲成功之前，我們很難知道哪些要求真正具有摧毀統(tǒng)治制度的革命性，哪些只是緩解癥狀、確保制度的改良主義。畢竟，比如家務勞動工資可能進一步鞏固女性作為家庭內(nèi)部勞動者的角色，將女性比喻為賽博格也可能會讓女性淪為為資本牟利的工具。但是，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要在戰(zhàn)略和情感上，放棄以往深深依戀的思維方式，并轉身追隨處于權力困境的女性，再“看看會發(fā)生什么，繼續(xù)策劃下一步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