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7期主持人 | 董子琪

整理 | 實習記者 覃瑜曦

“河南說唱之神”的歌曲《工廠》MV日前在網(wǎng)上流傳。我看了這首歌的兩個版本，一個是原始版本：巨大煙囪矗立，幾個小孩在村頭廢墟間玩耍；另一版用不同的電影片段剪輯而成，取材自《鋼的琴》《白日焰火》《hello樹先生》還有賈樟柯的幾部電影，電影片段以這樣的形式融為一體，配合著歌詞所唱的，“我不是熱愛這里，只是出生在這個地方，工廠的煙霧都蓋住了星，周圍的村莊都被他合并。”

這首歌以回憶視角展開，“小時候河水就不是很清，現(xiàn)在它換來了金錢和病，搬不走的人，成為了釘。”這樣的哀婉目光在去年《中國奇譚·王孩兒和鄉(xiāng)村巴士》中出現(xiàn)過，只不過，土地廟拆除以后，田野上矗立起的是一間公共廁所。

從《工廠》這首歌，我還想到了另一首濟寧話說唱《機器鈴 砍菜刀》。山東小城的生活雖與河南鄉(xiāng)村不同，但也有類似對霧霾蓋住星空的哀嘆（“星星還是那顆星星，但被霾蓋住了光明”）以及對童年游戲的追悼（“你知道我有多想回到老家和泥巴，再撈著那些光腚家伙去坑里逮青蛙”）。 當然也有美化的懷舊視角的創(chuàng)作，像是華北浪革的《縣城》里唱，“千重山，萬層浪，比不過縣城一碗湯。”

由《工廠》《中國奇譚》再到《機器鈴 砍菜刀》，我不禁想到了曹寇筆下的縣城生活。他的《鴨鎮(zhèn)往事》以長三角江邊小鎮(zhèn)為背景，人們在鄉(xiāng)鎮(zhèn)與市區(qū)間來來回回，他當時說，因為中國城市現(xiàn)在分為三六九等，資源非常集中，鄉(xiāng)鎮(zhèn)如同被遺忘一般，這種遺忘不是經(jīng)濟上的，更是心理上的，鄉(xiāng)間蓋起超豪華的大別墅，可是走進去什么都沒有，還是一張“文革期間的長板凳”擺在那里。

近來關于縣城生活的報道也增多了，像是《南風窗》的《人在縣城，逃不過命》，還有關注縣城貴婦生活的報道。在菏澤車站唱《諾言》的郭有才也走紅了。比起對于現(xiàn)象或生活方式的描述，我更想與大家聊聊所謂的“縣城美學”到底是由什么構成的。

01 《工廠》適配了“山河四省”的生活

尹清露：《工廠》MV的精神氣質可能跟很多年前萬能青年旅店的《殺死那個石家莊人》比較像，都有一種工業(yè)城市的蒼涼感。我很喜歡它兩種合成器音效的疊加：一個是類似于笛子聲的溫暖悠揚的合成器音效，一個是MV開頭工業(yè)的冰冷噪音。我發(fā)現(xiàn)笛子好像是流行音樂比較喜歡用也經(jīng)常用得比較出彩的一種樂器，讓人感到有些冰冷或工業(yè)風的流行歌，加入笛子后增添了一種古典、溫暖但也有點蒼涼的韻味。

笛子的音效非常適合這首歌，我印象很深的是《工廠》MV開頭特別寬的煙囪和龐大的工廠，是北方人小時候比較熟悉的一種景象，這樣以重工業(yè)為主的北方縣城，一方面總是給人一種冰冷的憂郁感，另一方面又有回憶中溫暖純真的部分。這種雙重的心理感受，和聽感的二重性也是很搭的。

我還去聽了《機器鈴 砍菜刀》，仔細看了這兩首歌的歌詞，發(fā)現(xiàn)主題都是出身縣城的男孩們，他們雖不情愿，但又不得不為五斗米折腰，希望保留自身那來自縣城的純真，但最終被金錢腐蝕靈魂?！豆S》的歌詞說“我需要很多錢來將我的自卑和不安掩埋”，同時又督促自己不要忘記家里的兄弟姐妹，像在告誡自己不要遺忘那個純真的自我。

“河南說唱之神”的音樂風格應該屬于Emo Rap（情緒說唱），專輯封面也有非常典型的Emo Rap的元素，比如一個流淚的骷髏頭。Emo Rap從美國傳入，內容與平時大眾印象中“我最牛、 keep real”的Rap風格很不一樣。Emo Rap本身與Emo Punk、獨立樂等有交叉，這種風格里面有很多旋律性與抒情的部分，帶來一種很真誠的感覺，這種風格也會關注抑郁、孤獨、焦慮，甚至是自殘、自殺的主題。

Emo Rap非常適配縣城主題，強調了一種“想要逃離但又無法逃離的內心狀態(tài)”。由此我還想到國內的“殺馬特”，他們其實就是從這些EMO音樂、流行亞文化過來的，被本土化成了殺馬特。想到殺馬特，大家也會覺得他們是想要離開小地方但又找不到合適方法的一群人，他們標新立異，又可能會因別人嘲笑而感到自卑。

董子琪：這種美學風格和實際狀況的適配，能解釋彈幕里的山河四省“陪一根”。

徐魯青：提到縣城，在音樂領域我會首先想到五條人，他們幾年前也因為縣城風格火了一把。2009年五條人發(fā)了第一張專輯，名字就叫《縣城記》，五條人的風格與郭有才、《工廠》就很不一樣。首先是地域差別，一個是南方，一個是北方，五條人的MV里更多的是臺球廳、洗頭小妹、打工仔和夜宵攤。欣賞五條人《縣城記》的聽眾，大多還是大城市中的知識分子，到底是什么讓他們看上去如此不同。

五條人對于縣城及縣城身份始終帶著一種戲謔感。他們不斷地解構縣城的苦和樂，并且對這件事情不以為然。他們對鄉(xiāng)土和海豐有天然的驕傲感，《縣城記》里有一個宣傳詞叫做“立足世界，放眼海豐”，他們認為海豐蘊含了足夠豐富、值得他們去唱的東西?！冻鞘姓邑i》唱道：“我們在城市里面找豬......我們在想象中度過了許多年，農(nóng)村已科學地長出了城市......城市又藝術地長出了農(nóng)村?！边@首歌里有對城市和農(nóng)村關系的反思，但他們不將自己看作主流秩序里的邊緣人，反而會從邊緣對中心發(fā)出一些反諷，而這好像又是身處中心的人希望聽到的東西。大城市聽眾喜歡五條人，會不會正是因為五條人的歌不那么適配縣城人被苦難、被關懷的這種想象？

董子琪：五條人對縣城美學有一種“審美自覺”。這種戲謔、自省和為縣城光榮的自覺，讓他們的歌曲能夠和白領、知識分子溝通。

林子人：我是在《新說唱2024》第一次聽《工廠》的，“河南說唱之神”在海選唱了這首歌。老實說他的表現(xiàn)一般，節(jié)奏稀碎，走調，從說唱的角度來說是不合格的，但第一印象是歌詞平實、讓人有“痛感”。后來在社交網(wǎng)絡上看了《工廠》的MV，驚為天人。歌詞中流露出的不得不背井離鄉(xiāng)但又無法拋卻故土羈絆的無奈感傷，以及一種很難與外人道的自卑與不安，讓人心痛?！昂幽险f唱之神”在這首歌中言說的似乎是一種普遍性的、屬于經(jīng)濟文化邊緣地帶年輕人的情緒。我的家屬是河南人，他告訴我，每個成績不錯的河南學生從小就知道他們必須考出去，去外地發(fā)展；我也依然記得，結婚前當我媽媽的一位朋友聽說我的男友是河南人時，無意識露出的驚訝表情。

董子琪：這兩天我聽了郭有才的《諾言》，為其中的審美自覺感到震驚。他是一個出生于1999年的年輕人，但卻將自己打扮成四十來歲的樣子，還用一層黃色幕布蓋住自己的鏡頭，仿佛是在邀請聽眾來嘲謔自己，但歌唱時又非常感情充沛。他自稱是“菏澤樹哥”，這說明了他的風格并不是天然土，而是經(jīng)過媒介和文化學習后的土味?！澳阄也荒芸咕苊\的左右”這樣的歌詞，呼應了那則關于縣鄉(xiāng)的報道“逃不過命”的標題，同時也是“我不是熱愛這里，只是出生在這個地方”的另一種詮釋。

02 縣城像是潔凈城市的臟背板

潘文捷：在縣城生活會非常強烈地感受到地域等級，就像曹寇所言“中國的城市分為三六九等”?，F(xiàn)在有許多關于縣城的報道，點開一看就知道它寫錯了——記者寫到縣城后看到農(nóng)村的樂隊和大戲，不對，那不是縣城，那是農(nóng)村；還有人寫在縣城感受到鄉(xiāng)鎮(zhèn)的什么什么，那也不對。從農(nóng)村到鄉(xiāng)鎮(zhèn)，再到縣城，其實縣城是在這條鄙視鏈的最上端。

我從小在江蘇一個縣級市生活，這樣的地域鄙視鏈還是存在的。不光是行政單位等級上的鄙視鏈，而且還有江蘇省內的南北鄙視鏈。我們算是一個蘇中縣城，全國百強縣36名，但是我們隔壁縣城江陰是全國百強縣第二名，非常強烈地感覺到“總有一個隔壁家的孩子比你家更強”。韓起瀾在《蘇北人在上海1850-1980》里說其實蘇北并沒有明確定義，它是隨著蘇南的定義而出現(xiàn)的，蘇南人為了界定一個跟他們不同的他者，才出現(xiàn)了蘇北人，他們并不care蘇北人之間有沒有很大差別，也不care你是蘇中還是蘇北。這就像現(xiàn)在我們討論縣城時，好像縣城也成為了大城市的他者，大家不care它到底是縣城、鄉(xiāng)鎮(zhèn)還是農(nóng)村?？臻g變成一種時間的隱喻：縣城是落后的，大城市是先進的；蘇北是落后的，蘇南是先進的......地域差異不僅僅指的是空間差異。

我非常不能夠理解這樣的鄙視鏈，因為其實是農(nóng)村人喂飽了縣城的人，如果沒有農(nóng)村人，縣城人都得餓死，也是縣城給大城市提供了人力資源，如果沒有縣城持續(xù)的人才輸血，大城市是不可能發(fā)展這么好的。我第一次去上海的時候，夢寐以求看到一個先進的國際化大都市，但是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這個大城市的高樓大廈跟貧民窟是在一起的，而這里的貧民窟的處境并沒有比縣城的處境好，后來我到北京也是這種感覺。

董子琪：“時間感”也體現(xiàn)在我們要討論的MV、歌曲和小說中。不僅是先進和落后的對比這么簡單，《工廠》MV給人的感覺不是原始的、落后的，而是被污染的、骯臟的、丑陋的。

潘文捷：干凈和先進落后還是有一定關系的，縣城給人一種現(xiàn)代化過程中混亂與被淘汰的感覺。其實，“雙手干凈是一種巨大的特權”，所以，現(xiàn)代化過程中被淘汰的產(chǎn)業(yè)都去了哪里，這個問題對于大城市的人來說值得思考。

我家在縣城，家對面原來是紡織廠，很多廢水排到我們家面前的那條河。直到過了一陣子，我媽媽告訴我一個“喜訊”，為了建設干凈的長江三角洲，工廠轉移到其他地方，我們家門前那條河就干凈了。我不知道那個工廠轉移到哪里去了，但是它不可能消失，這個產(chǎn)業(yè)肯定還要繼續(xù)存在，它肯定轉移到了更不發(fā)達或者更加需要這個產(chǎn)業(yè)的地方去了。產(chǎn)業(yè)轉移在世界范圍內向來是從先進的地方到落后的地方，所以我覺得“干凈”的感覺跟先進落后還是有一定關系的。

徐魯青：說到干凈，我印象特別深的是人生第一次到江浙滬縣城的時候。我老家的縣城主干道兩旁基本上就是菜市場，大家提著自己種的菜、家養(yǎng)的生鮮到路邊賣，雞和鴨被關在籠子里，抓出來的時候撲騰得羽毛都飛出來。邊上基本都是基建施工，都是灰。我第一次去常熟時，發(fā)現(xiàn)他們有沿河的步道，空氣也非常好，路邊的綠植是沒有灰的。哇，真的是一個有錢的地方才會這么干凈。

林子人：近年來縣城敘事/美學的崛起，反映的是人們對長期以來在輿論場和主流價值觀占據(jù)統(tǒng)攝地位的發(fā)達-落后二分法的祛魅和幻滅。進步主義敘事告訴我們，只要你夠努力，你就能離開邊緣進入中心，你現(xiàn)在在邊緣遭遇的一切問題都將因此得到解決。但當進步主義敘事破滅，我們更加看清的是，發(fā)達-落后二分法的本質是通過將財富、人力從一個區(qū)域轉移到另一個區(qū)域，利用地區(qū)性差異來獲取巨額利益，而這種利益并沒有惠及全社會的人。在了解這一點后，我對所謂的城市中的三六九等、任何地圖炮言論都深惡痛絕。

03 向往基層生活，又受其束縛 

董子琪：回應到文捷之前說的，縣城在時間上、經(jīng)濟上可能都比較落后，所以它反而成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慰藉，仿佛是一個大家想回去就可以回去的地方。很多報道都是以此為題材，包括南風窗《人在縣城，逃不過的命》，還有之前《三聯(lián)生活周刊》報道的縣城貴婦。這好像是一種置換：我在小縣城置換到了更大的空間和更為優(yōu)渥的生活方式。比如說，我在大城市只是一個PPT女工，但是在縣城，我就可以過上在大城市想要的生活。

潘文捷：我外公之前在上海工作，后來覺得拿著上海的退休金可以在家里活得挺舒服，就回到老家養(yǎng)老了。他好像就是所謂的“縣城貴婦”。我之前看到一些關于縣城文學的短視頻，背景音樂基本上都是“走不出，看不破”，好像大家都說縣城是“走不出”的，但其實我覺得縣城也是“回不去”的。如果回到縣城，很多人在大城市的生活是一定會被指指點點的。你的圈子非常固定，所以但凡你有一點格格不入，那么很可能就要被閑言碎語淹沒。

縣城的文化生活確實是一個問題。像我們是傳媒行業(yè)，可以去電視臺或者家鄉(xiāng)的報紙，但是縣城的報紙內容是非常受限的，自主操作的空間很少。我們那里也有本地作家，但鳳毛麟角。

董子琪：我記得你以前轉給我一個鄉(xiāng)鎮(zhèn)作協(xié)的視頻，吐槽的是即使再小的地方它都能自成一個王國。例如在體制內被視為末端的基層協(xié)會，它也會有一套自己的江湖規(guī)矩。

潘文捷：我記得他說他擠進了地方的作協(xié)，每次有外地貴賓來，他們都要設宴款待，特別是有像上海、北京這樣大城市來的作家，他們就覺得一定能聽到或學到一些東西，結果大失所望。哪怕一個人的能力很強，縣城人就是會對大城市人有濾鏡，好像是地方邊緣人和主流中心人的區(qū)別，其實雙方的真正品質差別并沒有那么大，只是位置不同。

董子琪：以前采訪作家尹學蕓，她一直在天津的一個縣工作，同時也是基層作協(xié)的成員。她也有接待北京或上海這類大城市作家的經(jīng)歷，要陪對方爬山，對方作家可能就把她當成一個普通的會務工作人員，跟她吹噓說“我下個月就要有一篇文章發(fā)XX雜志頭版了”。尹學蕓當時心想著“我也有一篇要發(fā)”，但是她沒說，她覺得說了不合適，但心里還是不服氣的。

尹清露：縣城貴婦和《工廠》這些想要走出縣城的人相比，他們的區(qū)別到底是什么呢？經(jīng)常能看到對于縣城美學的一種批評。因為縣城有很多具體的美學元素，所以會有人化非常90年代或2000年初期風格的仿妝，像是小時候理發(fā)店門口會貼著眉毛特別細、穿紅色皮衣的女生海報，但很多批評會認為這可能更多是一種想象。包括縣城美學拍的一些照片會以破敗的商店街作為背景板。

同時我在想，這會不會有性別上的區(qū)別。因為縣城貴婦在大家眼中是不用去工作的，那她就可以享受到比較優(yōu)渥的生活，如果是男性的話，好像從小被灌輸?shù)氖恰耙ゴ蚬べ嶅X”的觀念。例如，在三聯(lián)那篇文章中，姐姐原先在城市里當自由撰稿人，她后來回到縣城成為縣城貴婦，她的弟弟則在備戰(zhàn)考研和工作。當然這個例子可能比較微妙。

林子人：這兩日我在讀歷史學家李孝悌的《瑣言贅語：明清以來的文化、城市與啟蒙》。李孝悌指出，做中國城鄉(xiāng)研究的西方漢學家普遍認為，中國是一個相對整合性很高的地方，其中市場是很重要的因素。近二十多年里，戶籍制度松動、人口流動障礙減輕，再加上互聯(lián)網(wǎng)促進了信息傳播，中國的城鄉(xiāng)連續(xù)性再一次凸顯出現(xiàn)。但是李孝悌提到，她在去中國鄉(xiāng)村考察時的強烈感受是鄉(xiāng)村的束縛性，“它有各種組織性的力量把你限制住，當然可能還有經(jīng)濟生活的制約?！毕鄬Χ?，“城市可能最重要的意義是讓你有更多的選擇，更多的自由，城市可能有更多的商業(yè)活動，城市也可能有更多的藝術活動?！蔽蚁?，這些特征在前現(xiàn)代中國存在，在當下也存在，不然年輕人也不會一直在爭論是去大城市還是返鄉(xiān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