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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泰:中國如何向消費型社會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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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泰:中國如何向消費型社會轉型

中國向消費型社會轉型步伐遲緩的主要原因是,快速工業(yè)化階段形成的政策、機制和觀念仍然在發(fā)揮作用,將過多的資源配置到投資上,導致投資占比明顯偏高,而最終消費占比嚴重偏低。

2025年1月7日,北京,人潮洶涌的王府井大街。圖片來源:人民視覺

文丨滕泰(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

中國經濟需要大力提振消費,已經逐漸成為共識,但前期出臺的政策,效力尚未完全顯現。只有深入研究中國消費不足的程度、原因,進一步出臺有力度的政策,才能讓中國居民能消費、敢消費,加快向消費型社會轉型。這不僅關系到市場復蘇和經濟回升向好,長遠來看還將決定中國經濟可持續(xù)增長。

家庭消費占比低于美國30個百分點

從人均GDP來看,中國正逐步向高收入國家靠攏,與美國、日本、歐洲經濟已經具備一定可比性,但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明顯低于上述發(fā)達國家。

2022年,中國家庭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為37%,這意味著中國人辛苦一年創(chuàng)造的財富中,自己只消費了三分之一強,剩下的三分之二都用于投資或者出口。而美國和日本家庭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分別為68%和56%,分別比中國高了31個百分點和19個百分點。

同年,中國最終消費(包括政府消費和家庭消費)占GDP的比重為53%,而美國為82%,比中國高了28個百分點。歐洲和日本等發(fā)達國家,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已經普遍在70%以上,韓國為67%,印度為72%,均明顯高于中國(為保證可比均采取世界銀行2022年數據,2023年數據不全)。需要指出,這兩個比重偏低并非是近年才出現的,而是長期呈現下降趨勢的“頑疾”。

消費,既是經濟循環(huán)的起點,也是經濟循環(huán)的終點,是人類一切投資和生產活動的終極目的。無論是搞投資還是搞生產,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提高居民的消費規(guī)模和消費水平,改善居民的生活質量。消費占GDP的比重長期嚴重偏低,意味著經濟循環(huán)出現了堵點,大量的產品和服務不能“消化”,進而導致產能閑置,經濟增長自然就變慢。

美日等發(fā)達國家普遍在快速工業(yè)化階段,就將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提升到50%以上,此后基本呈緩慢上升趨勢,逐步完成了向消費型社會的轉型,為經濟持續(xù)增長打下了基礎。消費型社會是走過短缺經濟階段、高積累低消費階段、重生產輕消費階段之后,以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為經濟發(fā)展目的的正常經濟社會發(fā)展階段。

當前中國快速工業(yè)化階段已經基本完成,但最終消費占比低于60%,是內需不足、經濟增長乏力的重要原因。從中國經濟的發(fā)展水平看,目前應該盡快提升居民消費占比,加快向消費型社會轉型。

居民消費傾向低于發(fā)達國家20個百分點

在人均GDP從5000美元提高到2萬美元的過程中,美國平均消費傾向(消費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從87%上升到89%,日本從72%上升到81%,澳大利亞從73%上升到87%,法國從81%上升到88%,韓國從73%上升到89%。

這些發(fā)達國家平均消費傾向上升,有力地推動了向消費型社會轉型的進程,推動了總需求持續(xù)擴張、經濟增長,也推動了居民生活質量改善。背后的原因則是多方面的:如經濟增長帶來就業(yè)增加和收入增長;合理的收入分配機制保證了居民收入份額增長;財政政策及時轉向民生方向,更好的社會保障體制消除了居民消費的“后顧之憂”;寬松的貨幣政策推動資本市場發(fā)展帶來了“財富效應”;不斷出現的新產品、新服務創(chuàng)造了新的需求;等等。

疫情前,中國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已經下降到70%左右,其中農村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大約為73%,城鎮(zhèn)居民為66%,疫情期間居民平均消費傾向進一步下滑,城鎮(zhèn)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已經下滑到63%左右。與發(fā)達國家相比,中國平均消費傾向大約低了20個百分點,十分不利于向消費型社會轉型。

消費型社會,越消費,越增長

在工業(yè)化的早期和中期階段,往往是投資和出口驅動高增長,而到了快速工業(yè)化的后期,消費成為需求側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從發(fā)達國家的實踐來看,建成消費型社會的標志是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超過70%。

例如,2021年,最終消費對美國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93%,私人投資的貢獻率為30%,政府消費支出和投資的貢獻率只有1.6%,凈出口貢獻率為-24%;2023年,歐元區(qū)12國最終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90%。

消費需求的持續(xù)增長,不僅能夠提升短期的經濟增速,還能夠通過分工和創(chuàng)新兩個維度提升潛在經濟增速。有學者指出,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了“增長源泉是市場規(guī)模的不斷擴大”的命題,這就將消費因素引入了增長的動因分析。

消費需求持續(xù)增長,能夠推動分工細化,推動經濟增長。消費繁榮帶來市場規(guī)模擴張,更大的市場規(guī)模能夠容納更多的分工,而分工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頭。例如,最初開一家火鍋店需要一家人負責從買菜到服務的全流程工作,分工程度很低,隨著火鍋消費需求的增長和市場規(guī)模的擴大,分工逐漸細化為食材、底料、蘸料、耗材甚至店面裝修等細分行業(yè),還出現了堂食、電商、外賣等不同的業(yè)態(tài)。數據顯示,中國的火鍋行業(yè)在很長時間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長率,2023年整體銷售收入已經超過6000億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需求擴大、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的結果。

消費需求持續(xù)增長,能夠激發(fā)更多的創(chuàng)新,推動經濟增長。消費繁榮就意味著企業(yè)開工增加,效益改善,利潤增長,為研發(fā)等創(chuàng)新活動提供了支持。正是福特等美國汽車廠商成功地擴大了汽車的需求,使美國成為“車輪上的國家”,每年數百上千萬輛的汽車銷量,支撐著美國汽車工業(yè)貢獻出了車用空調、渦輪增壓、轉向助力、定速巡航等先進技術。

為什么流水線生產、按揭銷售、超市、網約車、社交媒體等新模式、新服務和新產品都出現在美國,美國經濟能夠持續(xù)保持增長?這與它作為全球第一大消費市場,能夠容納、引發(fā)更多的創(chuàng)新和分工是分不開的。如果中國的消費市場持續(xù)繁榮,消費需求不斷擴大,對于提升中國的潛在增長水平,也將發(fā)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加快從“投資與生產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轉變

在工業(yè)化的過程中,投資在總需求中占主導地位,社會觀念更重視生產,可以稱之為“投資與生產型社會”;而在工業(yè)化社會后期,消費逐漸在總需求中占據主導地位,人們把消費作為所有經濟活動的最終目的,生產和投資都為消費服務,這就進入了消費型社會。

在成熟市場經濟條件下,從投資與生產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轉變,是一個自然的過程。隨著基礎設施越來越完善,工業(yè)產能逐漸飽和,居民住宅也擺脫了短缺,投資的微觀效益和宏觀乘數都逐漸下降,在市場規(guī)律的作用下投資會逐步減少,與此同時隨著居民收入增長、社會保障水平提升、資本市場財富效應以及消費信貸等因素推動下,消費需求不斷增長。

當前,中國向消費型社會轉型步伐遲緩的主要原因是,快速工業(yè)化階段形成的政策、機制和觀念仍然在發(fā)揮作用,將過多的資源配置到投資上,導致中國的投資占比明顯偏高,而最終消費占比嚴重偏低。

因此,提振消費、暢通循環(huán),實現經濟回升向好,要調整宏觀經濟管理的政策、觀念和利益機制,推動中國經濟向消費型社會轉型。當前最有效的措施,就是減少低效無效投資,減少不必要的生產補貼,減少出口補貼,每年可以節(jié)省10萬億元級別的資金,用于補貼消費、提升社保、改善民生,加快重啟經濟循環(huán),推動市場復蘇繁榮。

不僅財政支出需要向補貼消費和改善民生方向傾斜,貨幣政策也應當加大、加快降息降準力度,在支持實體經濟發(fā)展的同時,為資本市場發(fā)展和居民消費提供更加充足的流動性,讓資本市場形成的財富效應促進消費繁榮,形成貨幣政策傳導新機制,加快向消費型社會的轉型。

當前,發(fā)達國家都已成功轉型為消費型社會,消費擴張為經濟增長提供持續(xù)的需求動力,而中國家庭消費占比長期顯著偏低,消費對經濟發(fā)展的基礎遠遠沒有發(fā)揮出來。如何采取有力措施,提升家庭消費占比,加快向消費型社會轉型,不僅是經濟企穩(wěn)復蘇的手段,更是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目的。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

 

本文為轉載內容,授權事宜請聯系原著作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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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泰:中國如何向消費型社會轉型

中國向消費型社會轉型步伐遲緩的主要原因是,快速工業(yè)化階段形成的政策、機制和觀念仍然在發(fā)揮作用,將過多的資源配置到投資上,導致投資占比明顯偏高,而最終消費占比嚴重偏低。

2025年1月7日,北京,人潮洶涌的王府井大街。圖片來源:人民視覺

文丨滕泰(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

中國經濟需要大力提振消費,已經逐漸成為共識,但前期出臺的政策,效力尚未完全顯現。只有深入研究中國消費不足的程度、原因,進一步出臺有力度的政策,才能讓中國居民能消費、敢消費,加快向消費型社會轉型。這不僅關系到市場復蘇和經濟回升向好,長遠來看還將決定中國經濟可持續(xù)增長。

家庭消費占比低于美國30個百分點

從人均GDP來看,中國正逐步向高收入國家靠攏,與美國、日本、歐洲經濟已經具備一定可比性,但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明顯低于上述發(fā)達國家。

2022年,中國家庭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為37%,這意味著中國人辛苦一年創(chuàng)造的財富中,自己只消費了三分之一強,剩下的三分之二都用于投資或者出口。而美國和日本家庭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分別為68%和56%,分別比中國高了31個百分點和19個百分點。

同年,中國最終消費(包括政府消費和家庭消費)占GDP的比重為53%,而美國為82%,比中國高了28個百分點。歐洲和日本等發(fā)達國家,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已經普遍在70%以上,韓國為67%,印度為72%,均明顯高于中國(為保證可比均采取世界銀行2022年數據,2023年數據不全)。需要指出,這兩個比重偏低并非是近年才出現的,而是長期呈現下降趨勢的“頑疾”。

消費,既是經濟循環(huán)的起點,也是經濟循環(huán)的終點,是人類一切投資和生產活動的終極目的。無論是搞投資還是搞生產,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提高居民的消費規(guī)模和消費水平,改善居民的生活質量。消費占GDP的比重長期嚴重偏低,意味著經濟循環(huán)出現了堵點,大量的產品和服務不能“消化”,進而導致產能閑置,經濟增長自然就變慢。

美日等發(fā)達國家普遍在快速工業(yè)化階段,就將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提升到50%以上,此后基本呈緩慢上升趨勢,逐步完成了向消費型社會的轉型,為經濟持續(xù)增長打下了基礎。消費型社會是走過短缺經濟階段、高積累低消費階段、重生產輕消費階段之后,以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為經濟發(fā)展目的的正常經濟社會發(fā)展階段。

當前中國快速工業(yè)化階段已經基本完成,但最終消費占比低于60%,是內需不足、經濟增長乏力的重要原因。從中國經濟的發(fā)展水平看,目前應該盡快提升居民消費占比,加快向消費型社會轉型。

居民消費傾向低于發(fā)達國家20個百分點

在人均GDP從5000美元提高到2萬美元的過程中,美國平均消費傾向(消費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從87%上升到89%,日本從72%上升到81%,澳大利亞從73%上升到87%,法國從81%上升到88%,韓國從73%上升到89%。

這些發(fā)達國家平均消費傾向上升,有力地推動了向消費型社會轉型的進程,推動了總需求持續(xù)擴張、經濟增長,也推動了居民生活質量改善。背后的原因則是多方面的:如經濟增長帶來就業(yè)增加和收入增長;合理的收入分配機制保證了居民收入份額增長;財政政策及時轉向民生方向,更好的社會保障體制消除了居民消費的“后顧之憂”;寬松的貨幣政策推動資本市場發(fā)展帶來了“財富效應”;不斷出現的新產品、新服務創(chuàng)造了新的需求;等等。

疫情前,中國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已經下降到70%左右,其中農村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大約為73%,城鎮(zhèn)居民為66%,疫情期間居民平均消費傾向進一步下滑,城鎮(zhèn)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已經下滑到63%左右。與發(fā)達國家相比,中國平均消費傾向大約低了20個百分點,十分不利于向消費型社會轉型。

消費型社會,越消費,越增長

在工業(yè)化的早期和中期階段,往往是投資和出口驅動高增長,而到了快速工業(yè)化的后期,消費成為需求側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從發(fā)達國家的實踐來看,建成消費型社會的標志是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超過70%。

例如,2021年,最終消費對美國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93%,私人投資的貢獻率為30%,政府消費支出和投資的貢獻率只有1.6%,凈出口貢獻率為-24%;2023年,歐元區(qū)12國最終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90%。

消費需求的持續(xù)增長,不僅能夠提升短期的經濟增速,還能夠通過分工和創(chuàng)新兩個維度提升潛在經濟增速。有學者指出,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了“增長源泉是市場規(guī)模的不斷擴大”的命題,這就將消費因素引入了增長的動因分析。

消費需求持續(xù)增長,能夠推動分工細化,推動經濟增長。消費繁榮帶來市場規(guī)模擴張,更大的市場規(guī)模能夠容納更多的分工,而分工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頭。例如,最初開一家火鍋店需要一家人負責從買菜到服務的全流程工作,分工程度很低,隨著火鍋消費需求的增長和市場規(guī)模的擴大,分工逐漸細化為食材、底料、蘸料、耗材甚至店面裝修等細分行業(yè),還出現了堂食、電商、外賣等不同的業(yè)態(tài)。數據顯示,中國的火鍋行業(yè)在很長時間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長率,2023年整體銷售收入已經超過6000億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需求擴大、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的結果。

消費需求持續(xù)增長,能夠激發(fā)更多的創(chuàng)新,推動經濟增長。消費繁榮就意味著企業(yè)開工增加,效益改善,利潤增長,為研發(fā)等創(chuàng)新活動提供了支持。正是福特等美國汽車廠商成功地擴大了汽車的需求,使美國成為“車輪上的國家”,每年數百上千萬輛的汽車銷量,支撐著美國汽車工業(yè)貢獻出了車用空調、渦輪增壓、轉向助力、定速巡航等先進技術。

為什么流水線生產、按揭銷售、超市、網約車、社交媒體等新模式、新服務和新產品都出現在美國,美國經濟能夠持續(xù)保持增長?這與它作為全球第一大消費市場,能夠容納、引發(fā)更多的創(chuàng)新和分工是分不開的。如果中國的消費市場持續(xù)繁榮,消費需求不斷擴大,對于提升中國的潛在增長水平,也將發(fā)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加快從“投資與生產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轉變

在工業(yè)化的過程中,投資在總需求中占主導地位,社會觀念更重視生產,可以稱之為“投資與生產型社會”;而在工業(yè)化社會后期,消費逐漸在總需求中占據主導地位,人們把消費作為所有經濟活動的最終目的,生產和投資都為消費服務,這就進入了消費型社會。

在成熟市場經濟條件下,從投資與生產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轉變,是一個自然的過程。隨著基礎設施越來越完善,工業(yè)產能逐漸飽和,居民住宅也擺脫了短缺,投資的微觀效益和宏觀乘數都逐漸下降,在市場規(guī)律的作用下投資會逐步減少,與此同時隨著居民收入增長、社會保障水平提升、資本市場財富效應以及消費信貸等因素推動下,消費需求不斷增長。

當前,中國向消費型社會轉型步伐遲緩的主要原因是,快速工業(yè)化階段形成的政策、機制和觀念仍然在發(fā)揮作用,將過多的資源配置到投資上,導致中國的投資占比明顯偏高,而最終消費占比嚴重偏低。

因此,提振消費、暢通循環(huán),實現經濟回升向好,要調整宏觀經濟管理的政策、觀念和利益機制,推動中國經濟向消費型社會轉型。當前最有效的措施,就是減少低效無效投資,減少不必要的生產補貼,減少出口補貼,每年可以節(jié)省10萬億元級別的資金,用于補貼消費、提升社保、改善民生,加快重啟經濟循環(huán),推動市場復蘇繁榮。

不僅財政支出需要向補貼消費和改善民生方向傾斜,貨幣政策也應當加大、加快降息降準力度,在支持實體經濟發(fā)展的同時,為資本市場發(fā)展和居民消費提供更加充足的流動性,讓資本市場形成的財富效應促進消費繁榮,形成貨幣政策傳導新機制,加快向消費型社會的轉型。

當前,發(fā)達國家都已成功轉型為消費型社會,消費擴張為經濟增長提供持續(xù)的需求動力,而中國家庭消費占比長期顯著偏低,消費對經濟發(fā)展的基礎遠遠沒有發(fā)揮出來。如何采取有力措施,提升家庭消費占比,加快向消費型社會轉型,不僅是經濟企穩(wěn)復蘇的手段,更是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目的。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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