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實習記者 郭珂濛 記者 徐魯青

界面新聞編輯 | 姜妍

近日，一部2024年上映的4集英劇《道格拉斯被取消了》（下文簡稱《道格拉斯》）重回大眾視野，登上豆瓣一周全球口碑劇集榜，并收獲9.4分高分。“反殺渣男的高段位復仇”、“燃過《初步舉證》”、“新聞界老登覆滅記”都是有關此劇的討論詞條，觀眾觀劇時頻頻高呼“爽到了”。

在“復仇爽劇”的標簽下，《道格拉斯》講述的是一個關于職場性別歧視的嚴肅故事。故事開始于社交媒體上爆出知名男主持人道格拉斯于私人酒局開了一個性別歧視的玩笑，但沒有人知道這個玩笑究竟是什么。起初無人在意這則推文，直到道格拉斯的主持搭檔麥德琳轉發(fā)原帖佯做澄清，表示她相信道格拉斯的為人，帖子迅速在社交平臺發(fā)酵。麥德琳聲稱她這一行為是在向全社交平臺不信任道格拉斯的人宣戰(zhàn)。

針對道格拉斯的失德，麥德琳借用公眾輿論的裁決，讓道格拉斯最終被封殺。在這一過程中，觀眾得知麥德琳曾遭受上司托比的性騷擾，而道格拉斯知曉且默許了一切發(fā)生。《道格拉斯》全劇避開了對明確有性騷擾行為的托比的審判，將關注重心放在了道格拉斯這一“沉默的幫兇”之上，這也觸及到了“取消文化”的議題。

在討論如何對待失德藝術家的專著《劃清界限》中，哲學家埃里克·豪陶洛·馬瑟斯區(qū)分了兩種“取消”的情境——有的被取消者是明確犯下了暴力罪行，而另一些被取消者可能只是發(fā)表了一些爭議性言論。后者是否該被取消、誰有權力對后者進行“取消”、對后者進行“取消”的合理限度在哪里，都是迄今沒有確切答案但值得持續(xù)討論的議題。

本文試圖說明《道格拉斯》一劇并未直面上述問題，而是通過復仇爽劇敘事的邏輯懸置了對取消文化復雜性的討論。麥德琳的復仇并未完全成功——當“取消”過于順利地達成，懲罰裁定失去了充裕的協(xié)商空間，系統(tǒng)性的變革很難真正實現(xiàn)。

何罪之有？：“取消文化”及其爭議

《道格拉斯被取消了》劇名中的“取消”一詞來自“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指一種社群抵制行為，即用舉報某人的言行不符合自己認同的政治正確，發(fā)動輿論討伐并力求將其封殺的活動。大眾媒體時代以來“取消”事件層出不窮，從J.K.羅琳的“恐跨言論”使《哈利波特》遭到全面抵制，到楊笠因性別笑話遭受追擊批評，“取消”成為了敗壞一個人的公眾聲名、限制人的公共表達的強力手段。

在本劇中，首先讓道格拉斯面臨“取消”風險的是一則有關性別歧視的笑話。社交平臺上有賬號爆料，道格拉斯在侄女的婚禮上講了一則有性別歧視色彩的笑話來活躍氣氛。劇中沒有涉及笑話的具體內(nèi)容，但因這個難經(jīng)證實的事實本身，就調(diào)動了道格拉斯背后的許多力量進行危機預演。

道格拉斯面對這一推文帶來的連鎖反應憤怒不解，要求他人解釋“我究竟何罪之有”。這一情節(jié)設置會讓我們回想起此前同樣討論度頗高的舞臺影像作品《初步舉證》。在這兩部作品中，女性都作為性別歧視的受害者孤身進行“斗爭”。不同之處在于，后者中的施暴者明確犯下性侵罪行，面臨法律系統(tǒng)的審問；而《道格拉斯》中，性別歧視玩笑很難從法律層面定性。

西方文化界有關“取消文化”的爭論也觸及了相似的困惑。2020年7月7日《哈潑斯雜志》(Harper’s)發(fā)布了一封由眾多不同政治派別文化人士的聯(lián)名信。這封信寫到，“不容忍反對意見，公開羞辱和排斥成風，傾向于將復雜的政策問題消解在令人眼花繚亂的道德確定性中【……】教授因在課堂上引用文學作品而受到調(diào)查；研究人員因傳播同行評審的學術研究成果而被解雇；一些機構的負責人有時僅僅因為一些笨拙的錯誤就被罷免”。在此，這些聯(lián)名信的參與者表達了自身的擔憂：有時候一個稍顯輕率的玩笑或并非決定性的失誤就可能導致一個人職業(yè)生命的終結。

目前關于上述議題存在兩方對立的觀點。支持者認為“取消”是一種自主權的表達，正如作家奧斯卡·施瓦茨（Oscar Schwartz）所言，“雖然在取消文化中可能存在附帶損害的情況，甚至有些被指控的人可以說是無辜的，但還存在更為緊迫的問題：我們本應信任的機構為何對少數(shù)群體面臨的許多問題充耳不聞”，在此意義上，向上層精英發(fā)出反對的聲音是讓邊緣人物的觀點被看見的重要手段。

而反對者則認為“取消”是對言論自由的限制，且會激發(fā)不寬容的社會氛圍，讓人們有組織地排斥任何觀點相異者，這樣一種風氣甚至會吸引更多人加入非黑即白的陣營。

未完成的復仇：爽劇邏輯與幽靈般的笑話

在《道格拉斯》中，“取消文化”的諸多爭議在悄然間被置換為個人復仇的大女主敘事，對于這出完美的報復，觀眾高呼“爽到了”，本質(zhì)上是因為麥德琳的舉動所完成的是一場大快人心的“私刑”。在《法律簡史》一書中，法理學家桑本謙指出正義存在著一個生物學前提，即人人都有一種以牙還牙的道德直覺。麥德琳遭受的“傷害”，無法獲得法律和公權的介入，在這樣的背景下，私人層面的成功復仇滿足了觀眾的道德直覺，帶給人們巨大的爽感。

但在為麥德琳的成功復仇感到“爽”的同時，我們不應忽視編劇在情節(jié)細節(jié)處留下的暗影。麥德琳并非因為道格拉斯的玩笑才展開“復仇”，她的初始動機源于她遭受托比騷擾時道格拉斯未伸出援手的失望。在整部劇里，麥德琳從未將高漲的恨意指向侵犯者托比，卻專注于懲罰道格拉斯這個旁觀者。在此，“復仇”僅僅來自于麥德琳受到冒犯和未獲得支持的主觀不滿，有關“復仇”真正的對象以及“復仇”行為本身合理性的討論都被懸置了。

如此，麥德琳的勝利更多是憑借對現(xiàn)有系統(tǒng)邏輯的遵行（如利用自己身為女性的性別資源操縱道格拉斯）設計的一出精妙復仇，而非對系統(tǒng)本身造成撼動。麥德琳對此有清晰的覺知，在劇集的最后，麥德琳參加一檔電視節(jié)目，主持人稱這一事件“是全體女性的勝利”，麥德琳則堅稱，這只是一場屬于個人的勝利。

在這樣的爽劇敘事邏輯之下，盡管《道格拉斯》一劇并未對“取消”的正當性問題作出直接回應，卻在制造“爽點”的同時于隱微處透露了對“取消”的警惕與反思。在《道格拉斯》中，麥德琳以大眾輿論為手段，讓道德責備（blame）直接上升為了懲罰裁定（punishment），即對于道格拉斯失德行為的批判成功毀滅了道格拉斯的職業(yè)生涯。

道德哲學中有關道德責備與懲罰裁定的討論認為，道德責備的功能是修復和繼續(xù)關系，避免被批評者的再度違規(guī)；而懲罰行為會強制施加無法收回的代價給違規(guī)者，傾向于終止交流而非恢復交流、破壞關系而非修復關系。從這一角度理解，“取消”正是一個明確的懲罰行為，“取消”本身意味著要么存在，要么全然封殺，其間沒有中立地帶，不同的話語立場之間沒有協(xié)商的空間。

懲罰的效力越是徹底，越是要求程序上的清晰，然而馬瑟斯提請我們注意，“取消”的過程似乎總是發(fā)生得過于迅速和隨意，公眾作為一個群體在進行問責時很難建立起一套統(tǒng)一的標準，最后極易變得僅憑個人喜好與偏見作出判斷。正如播客“展開講講編輯部”所提及的，麥德琳“借刀殺人”最終依賴的是新的一重置換：起初性別歧視笑話事件久久未對道格拉斯造成直接影響，直到將性別歧視的言論置換為對體制（新聞業(yè)）和階級的冒犯，道格拉斯才成功被“取消”。此時“取消”的成功與否不再關乎“正誤”的討論，而只關乎黨同伐異的不同群體之間誰的聲量更響。

當“取消”成為了一出過于順利的爽劇，我們失去的到底是什么？——在《道格拉斯》的整個爽劇邏輯中，那個幽靈般的笑話數(shù)度被道格拉斯的支持者嘗試賦予真身，他們致力于創(chuàng)造一則“厭女又不那么厭女的笑話”，以承認事實的同時維護道格拉斯的聲譽。然而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究竟怎樣的笑話讓女性感到冒犯，而又不至于過于冒犯，只能由女性的主觀經(jīng)驗裁定，而無法由男性旁觀者來想象。

《初步舉證》亦揭示了這一議題的重要性，有一些受到傷害的私人化體驗永遠無法清晰呈現(xiàn)為法律證詞，甚至無法被證實或證偽，只能在反復的對話與言說中漸漸浮顯出其輪廓。弱勢群體的這一部分主觀性體驗如何被客觀的制度體系所承認、維護，是制度建設過程中必須思考的問題。

但是伴隨著麥德琳進展迅速的復仇，想象和討論這則笑話以及女性的受冒犯經(jīng)驗變得不再必要，階級冒犯作為一種清晰的事實取代了性別冒犯的模糊性。通過這樣的結局設置，《道格拉斯》暗示，“取消”讓對話的空間被迅速略去。當“取消”的結果達成，沒有人再關心聲量更小的群體的體驗。從這個意義上講，《道格拉斯》本質(zhì)上是一出被“爽劇”外衣包裝的恐怖故事。

參考資料：

[1]埃里克·豪陶洛·馬瑟斯：《劃清界限》，郭碩博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24年。

[2]桑本謙：《法律簡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22年。

[3]展開講講編輯部：“春天廣播電視報：人生沒有重啟，只有一鏡到底”https://mp.weixin.qq.com/s/udBusBAyQmbwDyIYaUFTiA

[4]“A Letter on Justice and Open Debate”https://harpers.org/a-letter-on-justice-and-open-debate/

[5]“Cancel Culture: Is Cancel Culture Good for Society?”  

https://www.britannica.com/procon/cancel-culture-debate

[6]Malle, Bertram F. “Blame and Punishment: Two Distinct Mechanisms for Regulating Moral Behavior.” [In] B. F. Malle & P. Robbins (Eds.), Cambridge Handbook of Moral Psych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5.

[7]毛馨兒X張楊思頡X王斐然｜《初步舉證》：那些無法言說創(chuàng)傷的女人們， 構成了三分之一，遠讀公眾號，2025-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