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林子人
編輯 | 黃月
經典文藝作品遭到意義解構，被人以令人大跌眼鏡的方式重新評判，成為了近年來屢屢在中文互聯(lián)網內出現的怪現狀。兩則最新案例日前被網友發(fā)現并引發(fā)了新一輪熱議。@WeLens 發(fā)布了一組抖音上關于《梁山伯與祝英臺》的評論截圖，評論紛紛表示馬文才才是那個應該嫁的對象，“祝英臺和馬文才是有婚約的”“小時候覺得馬文才很壞，現在才發(fā)現馬文才才是那個值得托付終身的”“我喜歡馬文才有錢有勢最重要他愛我”。無獨有偶，有豆瓣網友也在電視劇《紅樓夢》的彈幕中看到了這樣的評論——“寶玉應該努力仕途經濟才能保護女孩子們。”
與此同時，通過女團節(jié)目《青春有你2》出圈的網紅林小宅爆出與一個男生的親密照，因她之前剛宣布跟交往多年的男友分手，眾多網友譏諷其“無縫戀愛”，懷疑她“劈腿出軌”。從祝英臺應該嫁馬文才、寶玉應該努力仕途經濟到女明星被指“無縫戀愛”，這些評論織成了一張嚴密的道德之網，其重重審判同時指向虛構和真實的兩個世界。
平等個體之間的真摯感情能夠超越金錢、家庭、權力等一切外在桎梏——這一長久以來被奉為圭臬的現代愛情觀，在當下似乎正遭遇越來越多的質疑與嘲諷。社交網絡和視頻網站評論區(qū)里的質疑者，以一套前啟蒙時代的、浸淫著父權價值觀的話語，揮舞起了道德裁判的大旗。年輕一代因此被指責太過保守，甚至有博主形容其為“數碼牌坊，賽博豬籠，電子裹腳布”。
由于缺乏系統(tǒng)性分析，指向所謂“年輕人”的責備其實太過泛泛，我們還很難確定發(fā)表保守言論的網友的真實年齡分布。但網絡輿論無疑正呈現出越來越保守的態(tài)勢，在這一令人驚訝的趨勢背后，更值得注意的是社會經濟環(huán)境以及社會心理的某種重要變化。在本文第一部分，我們試圖分析浪漫小說/言情小說敘事的泛化，指出女性欲望、父權制和通俗文學之間的勾連；在第二部分，我們嘗試將私人領域道德化的趨勢，置于市場經濟時代的婚戀焦慮以及國家意識形態(tài)收緊的大背景下展開更深入的討論。
01 “霸道總裁愛上我”：浪漫愛情理想的彌散與變形
“‘封建禮教’在過去是個貶義詞，現在則是一部分網友要主動遵守的?！?a target="_blank">自媒體人蘿貝貝如此感嘆當下的網絡環(huán)境。包括她在內的許多評論者都發(fā)現，異性戀關系的道德正當性成為了當下不少中國觀眾評判文藝作品的唯一尺度。他們的評判標準一方面極端理想化（強調“一生一世一雙人”，男女雙方都不得有任何感情瑕疵），另一方面又極端現實（對物質基礎、尊卑秩序的無限強調）。這一評判標準制造了無數“彈幕三觀警察”——有人指出《大宅門》中的楊九紅是癡心妄想進入白家的無良妓女，《橘子紅了》中的秀禾與老爺的弟弟相戀是不知廉恥的渣男渣女，《泰坦尼克號》和《亂世佳人》都是小三偷情的故事……
這種對異性戀關系既理想又現實的矛盾想象，與一種類型文學傳遞的情感結構與價值取向有相似之處，那就是浪漫小說。在中國的語境里，浪漫小說以“言情小說”之名成為了通俗文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在中國百年現代史的背景下，言情小說及其愛情觀曾有其革命性的一面，在建立現代公民主體性的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正如斯坦福大學漢語與比較文學系教授李海燕所指出的：隨著20世紀初浪漫主義自由戀愛理想和弗洛伊德性欲理論的輸入，鴛鴦蝴蝶派的言情小說大行其道；在五四知識分子將“愛情”視作自由、獨立、平等的象征后，浪漫愛情更是與構建現代民族國家中同等、公平的公民身份緊密捆綁，與儒家社會的等級秩序、人際關系和封建禮教形成鮮明對比?，F代中國“浪漫愛情”之概念的形成，因此被打上了現代化和啟蒙主義的烙印。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近三十年時間里，集體主義意識形態(tài)統(tǒng)攝公共和私人生活，再度壓抑了人們對浪漫愛情的追求。而當改革開放的時代大幕開啟、國家開始從私人生活中逐漸退場，那些曾經被認為不那么重要的個人情感和欲望不可抑制地噴薄而出，再度成為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以瓊瑤為代表的言情小說在中國圖書市場風靡一時，她在作品中宣揚的“愛情至上”理念接續(xù)了上世紀初的啟蒙式愛情神話，并因人們對革命時期壓抑個人情感欲望的批判而增添了進步色彩。
而另一方面，市場化改革也使得性別本質主義卷土重來——隨著企業(yè)逐漸從社會福利和家庭照料中剝離，女性發(fā)現自己在公共領域的發(fā)展面臨著越來越多阻礙，“生兒育女，操持家庭”再度被強調為女性的天職，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之間進退維谷。在這樣的背景下，女性勢必對親密關系和理想婚戀狀態(tài)有著更復雜的觀感和考量。在1984年首次出版的《閱讀浪漫小說》一書中，杜克大學文學與歷史系榮譽教授珍妮斯·A·拉德威（Janice A. Radway）針對當代美國女性閱讀浪漫小說的現象，對這一通俗文學題材的成規(guī)定式及其所反映的女性欲望展開了深入分析，她的許多洞見也有助于我們理解當下中國觀眾的浪漫愛情理想。
[美]珍妮斯·A·拉德威 著 胡淑陳 譯
譯林出版社 2020年7月
在1960年代女權運動如火如荼之時，購買浪漫小說的女性卻日益增多，那些戀愛故事多發(fā)生于英俊多金的男主角和大膽獨立但嬌柔脆弱的女主角之間。美國浪漫小說在1970和1980年代井噴式發(fā)展，全盛時期甚至占據了美國圖書出版市場半壁江山。拉德威在位于美國中西部城市的一個中產社區(qū)開展田野調查，探究深受主婦喜愛的浪漫小說具備怎樣的特征，又如何折射出了讀者對自己生活的感受。
拉德威發(fā)現，主婦讀者心中理想的浪漫小說大多圍繞著這一核心展開：一個聰明且有能力的女主角與一個能夠欣賞她的特殊品質、愿意以她想要的被愛方式呵護她的男主角，如何相知相戀攜手一生。在理想的浪漫小說中，男主角被塑造成具有罕見中性氣質的人，一方面強力陽剛，在男性群體中出類拔萃，一方面對女主角溫柔體貼。作者常著重描摹男主角在遇到真愛（女主角）前后的變化——在她出現之前，他冷酷無情，對親密關系不屑一顧；在她出現之后，他百煉鋼化作繞指柔，珍重又專一。我們可以發(fā)現，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浪漫小說的內核不僅延續(xù)至今，與當下中文言情小說“霸道總裁愛上我”的主流敘事也極為相似。
“觀眾和讀者對于文本的解讀大體仍有一定的程式或規(guī)律性可循……之所以會出現相似的閱讀習慣，主要是因為處于相似位置的讀者習得了一套相似的閱讀策略和闡釋代碼用于解讀其接觸到的文本。”拉德威指出，閱讀浪漫小說是女性潛意識里反抗現實處境的一種方式，這種反抗基于如下前提：在父權制婚戀關系中，只有女性被要求向他人提供照料和情感滋養(yǎng)，她們自己卻得不到足夠的關心，因此感到身體和心靈的疲憊與空虛。由于不滿于不對稱男女關系造成的性別分工和情感呵護匱乏，女性訴諸于浪漫小說提供的幻想性解決策略，來獲得某種情感補償。
有趣的是，接受拉德威采訪的女性讀者都認為，浪漫小說中描述的人物或情節(jié)與她們所知的現實絲毫不符，但她們又非常強調作者嚴謹刻畫故事背景細節(jié)的重要性。這一矛盾認知無意識地流露出了女性讀者雖對現實不滿、但依然期待某種完美異性戀關系和制度安排真實存在的微妙心態(tài)。在拉德威看來，閱讀浪漫小說是女性的集體儀式，“她們從中獲悉了父權制的本質，并了解了它對于身為女人，也即是說，身為一個在男人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中未掌握權力的個體的她們意味著什么?！?/p>
那些最受歡迎的浪漫小說無一不在傳達一個訊息，即保持女性的主體性、滿足女性的欲望與父權社會制度可以做到并行不悖。在這樣的想象中，女性讀者說服自己，男性氣質對女性有百益而無一害（暴力和施虐甚至亦是“愛的證明”），克服由當前性別分工引發(fā)的恐懼，讓自己相信“即便在最糟糕的情況下，理想愛情仍有可能存在”。
由此，我們有理由認為，浪漫小說及其傳達的浪漫愛情理想是女性在不如意的現實面前的一種應對策略，借由虛構作品中女主角的成功，故事的讀者也獲得了自我實現和權力彰顯的滿足感。值得注意的是，浪漫小說具有雙面性：一方面它借用了1960年代以來女權運動積累的話語資源主張女性賦權，比如強調女主角自信、獨立等性格氣質，并因此喚起男主角的愛慕；但它也有消極保守的一面，大團圓結局依然在強調女性作為戀人、妻子和母親的男性附屬身份，以浪漫的方式合理化這個讓現實中女性感到不滿的父權結構。
在當下流行文化工業(yè)迅速擴大的過程中，這類言情小說的敘事結構日益深入人心，從網絡文學到IP熱，言情小說的邏輯被大規(guī)模復制或轉譯，中國觀眾/讀者得以從各個渠道（圖書、影視劇、綜藝節(jié)目、游戲）接觸這套“人設化”嚴重的話語，成為了人們理解分析幾乎所有文化產品的一個基礎闡釋框架。即使是像《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這類主旨絕非浪漫愛情的嚴肅文學作品，也被一些讀者從異性戀道德的角度去評判，并得出“三觀不正”的結論。如果我們認同拉德威所說“浪漫小說及其傳達的浪漫愛情理想是女性在不如意的現實面前的一種應對策略”，那么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當下的浪漫愛情理想，反映了女性怎樣的希冀和恐懼？
02 婚戀焦慮與保守回潮：上升希望稀薄，文化政治沉重
“三觀黨”“牌坊精”式的言論在近幾年里頻繁出現于社交網絡，加之很多發(fā)言者頁面顯示的年齡較小，于是有許多評論者認為這是新一代年輕人向傳統(tǒng)價值觀回歸的標志。這也是周玄毅的微博引來頗多贊同的原因，他是這樣寫的：“我們這代人最大的榮光是，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勸自己的下一代人，不要那么保守?！?/p>
一些社會學者認為，保守主義回潮和年輕一代資源喪失有著緊密關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人類學教授閻云翔在接受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采訪時指出，近年來中國社會分層結構固化，上升渠道被堵塞是現實存在的問題。在國家提供的制度性安全網絡越來越少的情況下，人們唯一可以依賴的就是家庭，這導致中國家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
復旦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沈奕斐在接受播客節(jié)目“忽左忽右”采訪時表示，這種新的家庭本位主義與其說是傳統(tǒng)價值觀和權力關系的回歸，不如說是現實利益考量的結果——在生活成本飆升、房價高企的當下，90后、00后實現經濟自立已經非常困難，再加上獨生子女、密集母職、隔代撫養(yǎng)、養(yǎng)老等種種因素，都讓家庭成為了個體最可靠和最后的堡壘，從中獲取必要的經濟和情感支持。
與此同時，公共領域和家庭領域的性別不平等亦在加劇，特別是財富和經濟資源分配日益向男性傾斜。在《他有房=她有房？多少女性住在屬于自己的房子里？》一文中，上海大學學者陳蒙和余芳芳分析“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0年-2015年的數據發(fā)現，男女兩性在社會經濟境遇、家庭財富繼承方面的持續(xù)差異，阻礙了女性獲得個人住房資產——近七成男性單獨或與家人一起擁有個人住房，但只有不到一半女性為房產持有者。
在兩性財富和經濟資源不平等的情況下，即使僅僅出于家庭內部資源配置最優(yōu)化的考量，傳統(tǒng)性別意識也極易復蘇。2011年由全國婦聯(lián)和國家統(tǒng)計局聯(lián)合發(fā)布的《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主要數據報告》顯示，認同“男人應該以社會為主，女人應該以家庭為主”的男女比例分別為61.6%和54.8%，比2000年分別提高了7.7%和4.4%。最新研究還顯示了中國兩性的性別認知差距在變大。上海健康醫(yī)學院講師李家興與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助理教授錢岳發(fā)現，雖然男女在工作領域的性別意識隨著時間推移變得更為平等，但在家庭領域出現了較大分歧，認同“男主外，女主內”的90后男性與之前世代的男性相比出現了較大程度的回彈。
社會分層結構固化、兩性財富和經濟資源分配不均、傳統(tǒng)性別意識復蘇，再加上婚姻不穩(wěn)定性的上升和偏向保護有產者利益的現行婚姻法制度，都讓女性在婚戀關系中處于弱勢地位，讓愛情越來越變成一場兩性之間的博弈。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異性戀道德為何日益嚴苛：人們在現實生活中擦亮眼睛覓得一位可靠人生伴侶的重要性越高，他們在浪漫愛情理想中就越需要擯除“人生伴侶不可靠”的潛在威脅。在對異性戀關系和傳統(tǒng)婚姻的想象中，穩(wěn)定和安全（無論是經濟意義上的還是二人關系意義上的）正超越真愛和自由，成為獲得滿足和幸福的最重要因素。
私人領域的觀念保守化，除了個人經濟利益的權衡計算外，還與國家意識形態(tài)收緊密切相關——一個社會的文化思潮和價值取向從來不可能脫離政治干預。回顧中國的歷史，我們也不難發(fā)現類似的“文化政治”先例。
如同當下的影視劇，戲曲在帝制中國晚期是最通俗有效的文化媒介，它形塑并反映了大眾文化與流行觀念，也因此是政府嚴格審查的對象。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副教授郭安瑞（Andrea S. Goldman）在研究清代北京戲劇市場的過程中發(fā)現，在17世紀昆曲全盛時期和19世紀“地方戲曲”皮黃崛起之間，北京戲壇不同劇種的競爭非常激烈。19世紀晚期，清廷選擇接納反映城市小市民審美和道德情趣的劇種皮黃，贊助其成為文化審美典范（皮黃就是如今我們熟知的“國粹”京?。?；在這個過程中，承襲晚明江南文人審美的昆曲在北京由盛轉衰。
[美]郭安瑞 著 郭安瑞 朱星威 譯
啟微·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8年1月
在《文化中的政治》一書中，郭安瑞通過分析“嫂子我”戲的流變，講述了晚清朝廷如何在支持深受平民喜愛的皮黃的同時，讓這種更道德化的戲劇樣式日益被更廣泛的城市觀眾接受。所謂“嫂子我”戲，指的是由《水滸傳》中閻婆惜、潘金蓮和潘巧云三個奸詐女人的故事改編成的三部劇——《水滸記》《義俠記》和《翠屏山》。在分析18、19世紀昆劇和皮黃戲中“嫂子我”相關劇本時，郭安瑞發(fā)現，文本的文學性越強，就越流露出對反面女主人公的同情；文學性越低、目標觀眾群體文化程度越低的劇本，就越傾向于強調復仇和兇殺。
更具體而言，在觀眾群體主要由文人組成的昆曲劇本中，劇情敘事更傾向于喚起觀眾對敢于挑戰(zhàn)禮教的女性的同情；而觀眾群體主要由文化程度較低的本地小市民構成的皮黃戲，遵循的是一種更以受委屈的丈夫及其兄弟為中心的敘事，形成了“女性出軌開頭，男性報復結尾”的故事結構。
在18世紀，清廷對水滸故事有強烈的不安和忌諱。因為在一些版本的故事中，梁山好漢最后將反抗對象從宋朝轉移至遼和金，由于清廷自認為金的政治遺產繼承者，水滸故事被認為帶有煽動性的反清思想。乾隆年間，清廷曾試圖禁止出版、傳播和表演水滸故事，嚴禁將之翻譯成滿文。然而同一時期，清廷依然根據昆曲中現有的眾多水滸故事劇本編纂了一部多卷本大戲《忠義璇圖》，其中就包括了《水滸記》《義俠記》《翠屏山》。
從這部官方欽定的水滸故事劇本中不難看出，清廷在挪用漢文化的過程中，加入了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和價值導向。在“嫂子我”戲中，兄弟情義和男性私刑被突出強調，但值得玩味的是，《忠義璇圖》在最后16出將所有梁山好漢都視作假英雄而加以譴責，最后的劇目講述的是不同水滸英雄在地府中的命運，比如身為梁山領袖的宋江被罰永世不得超生。在郭安瑞看來，這一點也反映了清廷的價值判斷，“盡管淫蕩、對婚姻不忠及引起的敲詐和謀殺應受到嚴厲的譴責，但政治反抗被認為對公眾利益更具破壞性。”
19世紀中期左右，包括咸豐帝、慈禧太后、恭親王和醇親王在內的清廷核心成員都喜歡上了皮黃戲，官方贊助極高地提升了皮黃戲種的藝術聲望。緊跟宮廷趣味，京城精英對皮黃“嫂子我”戲的支持也有所增加?！?9世紀中后期清廷對原本低俗的皮黃戲的支持促成了做工戲的暴力與政府提倡的女性道德規(guī)范這兩者的怪異結合，”郭安瑞寫道，“清廷對皮黃的支持提升了其文化地位，導致一種更為重男輕女及道德化的表演形式獲得更大范圍的傳播，并最終為更廣泛更精英的城市觀眾所接納。”
歷史學家告訴我們，清廷的“文化工程”——將官方價值觀融入戲曲，借由這一流行文化媒介向大眾灌輸儒家保守主義思想——對文化實踐和大眾觀念產生了實實在在的影響，而身處期間的大多數人根本無從抵抗這種壓力。以史為鑒，在指責當下的年輕人越來越保守的同時，我們也要反思，保守主義回潮的因和果究竟是什么。當愛情這種人類天性中最原初、最本真的情感都被壓抑、被嘲諷、被以身外之物衡量的時候，我們應該指責的絕不是一個發(fā)彈幕的年輕人那樣簡單。
參考資料：
[美]珍妮斯·A·拉德威. 《閱讀浪漫小說：女性，父權制和通俗文學》.譯林出版社.2020.
[美]李海燕.《心靈革命：現代中國愛情的譜系1900-1950》.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美]郭安瑞.《文化中的政治：戲曲表演與清都社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下一次拍《紅樓夢》，可以考慮把男主改成賈政了
《英國病人》《鋼琴課》“毀三觀”？豆瓣短評里的道德景觀與現實焦慮
http://m.learnwithfaith.com/article/2308988.html
【專訪】人類學家閻云翔：因為欲望，我們再無可能倒退回傳統(tǒng)道德倫理
http://m.learnwithfaith.com/article/1390680.html
播客節(jié)目“忽左忽右”：社會學者解讀戀情與家庭
他有房=她有房？多少女性住在屬于自己的房子里？| China Review特刊
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主要數據報告
http://www.china.com.cn/zhibo/zhuanti/ch-xinwen/2011-10/21/content_23687810.htm
學人說｜女性向前，男性后退：兩性的性別認知差距在擴大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