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林子人
編輯 | 黃月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日前正式公布。數據顯示，全國人口共14.1億人，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有1.9億，占13.5%，相比1991年增加了1.22億。根據國際標準，65歲以上人口占比7-14%為輕度老齡化，14-20%為中度老齡化，21-40%為重度老齡化。這意味著，中國已經處于中度老齡化的邊緣。
事實上，一個“全球老齡化”的時代即將到來。根據2012年修訂版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的數據，全球人口預計將在2100年穩(wěn)定在109億左右。世界銀行預測，截至2030年，全球新增的60歲以上老年人將有29%來自中國，還有29%來自中國以外的亞洲各國，28%來自其他發(fā)展中國家。21世紀后半葉，老齡化問題將更加嚴峻，美國媒體人泰德·菲什曼（Ted C. Fishman）在《當世界又老又窮》一書中指出，2030年，人類歷史將首次見證50歲以上人口的數量超過17歲以下人口。
當越來越少的年輕人必須供養(yǎng)越來越多的老年人時，社會將面臨就業(yè)、醫(yī)療、公共服務、養(yǎng)老等方面的全面變革，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就是我們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之一。出于經濟、情感等各方面原因，許多老年人不愿意將自己托付給養(yǎng)老或醫(yī)療機構，情愿在家中養(yǎng)老，又面臨缺乏陪伴和照料的困境；各國政府也越來越難以負荷老年公民的福利支出，機構養(yǎng)老資源將長期處于緊缺狀態(tài)。為了應對上述挑戰(zhàn)，歐美發(fā)達國家近年來開始探索創(chuàng)新性的老年人住宅和居住安排，“共享居住”（co-housing）是其中一個值得注意的新趨勢。
老后讓我們彼此照顧
對歐洲、北美、澳大利亞、日本等地的老年人來說，共享居住如今已是一個有現實意義的居住選擇，這個概念在“嬰兒潮一代”（1946年-1964年出生）退休人士中尤其受歡迎：和更年長一輩的領養(yǎng)老金者相比，他們的健康和經濟狀況更好，受教育程度更高，對與社會保持聯系、積極參與公共生活有著更強烈的需求。與此同時，福利國家針對老年公民的福利政策越來越難以為繼。上述因素推動了共享居住的發(fā)展。
丹麥是最早開始探索共享居住模式的國家，早在1972年就已有共享居住社區(qū)在丹麥落地。1987年，丹麥出現了首個針對老年人的共享居住項目，老年居民主導了這個項目開發(fā)的過程。截至2010年，50歲以上的丹麥人中，大約有1%在共享居住的環(huán)境中生活。
隨著人們平均壽命的增長和人際關系模式的變化——比如越來越多的中老年人單身、無孩或與成年子女異地居住——共享居住開始成為一種有吸引力的選擇，因為這能有效降低孤獨感。有研究顯示，身為某個社區(qū)的一員、能夠在社區(qū)中相互幫助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質量有正面作用。另外，共享居住也有經濟方面的考量。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博士伊利亞金·奇斯列夫（Elyakim Kislev）在《單身社會》一書中指出，人到老年尤其需要穩(wěn)定的財務狀況來確保行動不便或健康出現問題時能獲得照料，但在大多數國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擁有這樣的財務準備，而結伴養(yǎng)老能節(jié)省開支。
于是我們不難理解為什么老年女性更積極地擁抱共享居住的趨勢，一些最早的共享居住項目是由女性發(fā)起的。法國社會學學者Anne Labit發(fā)現，在當下的歐洲，女性和她們的母親相比更有可能處于單身、離異、無孩或喪夫狀態(tài)，且養(yǎng)老金水平比男性平均低40%，她們更傾向于認為共享居住社區(qū)中的互助模式能幫助自己過上更有質量的老年生活。
在美國，老年共享居住社區(qū)（senior co-housing communities）從21世紀初開始出現，截至2019年，全美已有17個此類社區(qū)，另外還有28個在籌備或建設中。美國社會工作學者Nancy P. Kropf和Sherry Cummings的研究發(fā)現，共享居住社區(qū)往往吸引的是那些擁有共同價值觀、選擇以合作方式一起生活的人，社區(qū)通常會設定愿景聲明，闡述社區(qū)運作的重要原則，還會規(guī)定社區(qū)管理和決策制定的規(guī)范和流程。居民通常住在獨立的住所中，但會共享一部分空間，比如廚房、圖書館和健身房。露臺、花園等公共空間的設計旨在鼓勵社區(qū)成員加深彼此交流，作為結果，社區(qū)成員通常會參與聚餐等集體活動。老年共享居住社區(qū)通常規(guī)模較小，完全由居民自行策劃、開發(fā)和運營。
建筑師、地產開發(fā)咨詢師Katie McCamant長期致力于幫助美國人建設自己的共享居住空間。她在接受《快公司》雜志采訪時強調了共享居住模式促進社區(qū)團結的重要性：
“我相信如果人們和自己的鄰居有聯系，他們就會和他們所在的城鎮(zhèn)有更多聯系。如果他們和自己所在的城鎮(zhèn)有更多聯系，他們就和政府、和國家有更多聯系，就會更活躍。所以，如果人們不再和鄰里有聯結，就真的意味著他們開始孤立于更大的社會。”
除了完全由老年人構成的共享居住社區(qū)以外，也有人開始探索老年人和年輕人共享資源的居住模式。據《快公司》報道，隨著這個概念在歐洲落地并取得了一些成功，它開始在全球各地零星出現。其中一種方式是“場所共享”（site-sharing），老年公寓和托兒所或學校達成合作。另一種方式是“跨代合居”（intergenerational home-sharing），比如老年人與學生共享住房——年輕人以低廉的價格或免費租用老年人家中的房間，作為交換，他們需要在生活上幫助、陪伴老年人。
奇斯列夫注意到，老年人與學生的住房共享計劃已在全球各地流行起來，雖然多數計劃由非營利組織管理，但政府也開始有意推行。對于老年人（特別是老年單身人士）和年輕人而言，跨代合居是一種雙贏：老年人能夠得到免費的個人照護及居家協助，溫暖的陪伴和友誼，還能提升安全感；年輕人可以省下房租開銷，與老年人做室友也能帶來社交上的益處。
當然，共享居住模式也面臨諸多挑戰(zhàn)。首先，它幾乎只適合身體狀況良好、有自主生活能力的老年人，Labit在歐洲幾個共享居住社區(qū)的實地調研中發(fā)現，許多老年居民懷疑當自己患上嚴重的身體或精神疾病時是否還適合居住在那里。大多數Labit的受訪者認為，共享居住社區(qū)作為一種強調參與合作的居住模式，無法給這一情形提供解決方案。
其次，Labit發(fā)現共享居住社區(qū)也會面臨如何處理內部沖突問題。沖突既有可能在集體管理問題中出現（比如如何安排公共空間的使用、如何使用公共資金），也有可能體現在日常矛盾中（比如噪音、公共空間的保潔）。在跨代合居的情況下，鑒于生活方式的差異，沖突往往是最容易出現的。
另外，自行籌建的共享居住社區(qū)還會面臨繁瑣冗長的營建過程，從找到合適的地址、獲得建設許可到籌集資金、確認開發(fā)商伙伴，個中艱辛不一而足。以位于巴內特倫敦自治市的“老年女性共享居住社區(qū)”（Older Women’s Co-housing）為例，這個社區(qū)是為一群50歲以上的女性打造的，包含25套住宅。截至2016年落成投入使用，該項目花了足足16年的時間。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此類創(chuàng)新型地產項目缺乏相關政策支持。
共享居住的未來
成年人應該追求生活和經濟獨立，每個核心小家庭都應該有自己的房子和車——在McCamant看來，這個激勵人們奮斗的“美國夢”實際上相當“激進”，“不僅美國人汲汲然于追求這個夢想，如今全世界都將之視為生活目標?！比欢@個理想是有代價的：其一是過度的資本積累，當3.27億美國人都希望有自己獨立、寬敞的居住空間且必須開車與親朋好友相聚的時候，這種生活方式需要投入大量的金錢、土地、自然資源和人力去維持；其二是社交孤立。
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截至1980年，美國跨代共居家庭的數量降至12%，但有意思的是，近年來這個數據出現了強勁回升，截至2019年，20%（6400萬）美國人和不同輩分的人住在同一個屋檐下。約翰·伯恩斯房地產咨詢公司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41%的美國人在購房時考慮和一位長輩或成年孩子同住。這個趨勢還處于非常早期的階段，研究者表示尚難以確認其背后的確切原因?！犊旃尽返膱蟮勒J為，我們選擇如何居住和我們的價值觀以及那些我們認為進步的觀念有關。在過去100多年的時間里，那些價值觀是獨立、個人隱私和個人主義。但當下的美國人面臨兩重挑戰(zhàn)：房產和退休的成本都在走高；經濟不確定和環(huán)境問題。
日本學者廣井良典在《后資本主義時代》中指出，人的觀念、思想、倫理和價值觀都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都是為了保障人類“生存”的手段而產生的。當前的經濟社會已經發(fā)生了變化，市場擴張已經接近觸及地球資源和人們消費需求的極限。全球正從經濟“擴張和增長”階段邁入“成熟和穩(wěn)定”階段，這就需要一種全新價值原理和思想與之匹配，即從人與自然和共同體割裂、追求市場經濟和無限資本擴張，轉向重建與社區(qū)和自然的聯結，再次強調人的利他性和合作精神。日本消費問題專家三浦展提出了“第四消費社會”的概念，認為未來將是一個很少關心“私有”的社會，共享精神將貫徹人們生活的許多方面，其中就包括共享居住。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建設共享性社會對應對老齡化趨勢有特殊的意義。越來越少的年輕人必須供養(yǎng)越來越多的老年人，但年輕人恐怕已經難以承擔這個責任。廣井良典注意到，年輕一代的高失業(yè)率在各發(fā)達國家已經成為了結構性問題，這是因為已經完成工業(yè)化的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結構性的生產過?！m然勞動生產率提升，但已經無法催生出新的需求，導致就業(yè)機會減少。從社會整體來看，財富分配已經出現了代際差異。
三浦展提出，我們應該轉變“年輕人供養(yǎng)老年人”的思路，鼓勵“3個老年人扶持1個年輕人”：
“比如，老年人會幫年輕人照看孩子，給孩子講故事，或者給雙職工家庭、一個人生活且伙食不好的年輕人做物美價廉的家常便飯，把工作期間建立的人脈、獲得的知識技術傳授給年輕的企業(yè)家，獨居老人把自家閑置的房間免費租給年輕人住，等等。現在的年輕人沒有錢，又很難成為正式員工，即使成為正式員工，工資也不怎么高。所以他們很難結婚，也生不了小孩。要想斬除這一惡性循環(huán)，就需要這樣一種機制：3個老年人集中起來，一點點去完成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來扶持年輕人。”
所以在未來，我們能和朋友結伴養(yǎng)老嗎？倡導者認為這需要改變一些現有的觀念和措施，這其中既包括改變住宅設計和城市規(guī)劃的思路，更難以得到注意卻同樣重要的是提供相關的制度安排。政策研究組織世代聯合網絡（Generations United）執(zhí)行董事Donna Butts認為，未來應該推出一項政策，將減免學生債務和支持居家養(yǎng)老聯系起來。目前，波士頓等個別城市正在試驗這個計劃，研究生能夠以低廉的價格租用老年人的房子，但需要幫房東處理日?，嵤伦鳛榻粨Q。
另外，共享居住需要法定的條約作為保障。奇斯列夫指出，未來可能會出現“法定朋友關系”（civil friendship）的概念，承認彼此照顧且同居的朋友基本等同于一個家庭單元，讓共居且互相依賴的朋友獲得法律條約的保護。
參考資料：
【以】伊利亞金·奇斯列夫.《單身社會》.中信出版集團.2021.
【日】廣井良典.《后資本主義時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
【日】三浦展.《極簡主義者的崛起》.東方出版社.2018.
Anne Labit (2015) Self-managed co-housing in the contextof an ageing population in Europe, Urban Research & Practice, 8:1, 32-45, DOI:10.1080/17535069.2015.1011425
“From cohabitation to cohousing: Older baby boomers create living arrangements to suit new needs” , The Conversation, September 5, 2019.
“Planning for an ageing population: is co-housing the solution?” Lichfields, May 12, 2019.
https://lichfields.uk/blog/2019/may/12/planning-for-an-ageing-population-is-co-housing-the-solution/
“The future of housing looks nothing like today's”, Fast Company, May 6, 2019.
https://www.fastcompany.com/90342219/the-future-of-housing-looks-nothing-like-toda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