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尹清露

編輯 | 黃月

高迪是一只來自坦桑尼亞貢貝的雄性黑猩猩，1974年的某天，當他在樹下進食時，被其他派系的雄性黑猩猩們突然襲擊并折磨致死。這一殊死搏斗被靈長類動物學家理查德·蘭厄姆（Richard Wrangham）記錄在1996年的著作《雄性暴力》中：

“高迪慢慢地抬起身子，他在恐懼和痛苦的尖叫中，看著那些折磨過他的家伙們離開。他的臉上、身上和四肢都有駭人的傷痕……后來，他再也沒有出現(xiàn)過?！?/p>

70年代，蘭厄姆成為英國著名生物學家珍·古道爾（Jane Goodall）的一名研究生，并開始了關于坦桑尼亞黑猩猩的研究項目。他發(fā)現(xiàn)，黑猩猩群體中充斥著這樣的暴力事件，它們的人類后代繼承了這一進化遺產，表現(xiàn)出相似的雄性暴力傾向。然而，蘭厄姆同時發(fā)現(xiàn)，人類的另一個近親——倭黑猩猩——卻與黑猩猩截然不同，它們喜歡擁抱和嬉笑打鬧，這也解釋了人類本性中的和平傾向，大多數(shù)情況下，我們似乎更喜歡合作共贏而不是彼此攻訐。

人類更接近暴力的黑猩猩還是友愛的倭黑猩猩這一問題，導向了“人類善惡悖論”，并可由此總結出截然相反的道德倫理系統(tǒng)，就像著名的“霍布斯V.S.盧梭”爭論那樣——霍布斯的追隨者認為自然狀態(tài)下人注定會走向相互傷害的境地，盧梭的擁護者則深信人人內心深處皆善良。

時至今日，這一爭論的結果還遠未塵埃落定。我們或許都從《自私的基因》或《烏合之眾》這類書中隱隱感到“人性本惡”，美國演化生物學家賈雷德·戴蒙德（Jared Mason Diamond）也曾提醒過我們，種族滅絕可能是人類從動物祖先身上傳承的特征之一。而在號稱“反歷史潮流”的著作《人類的善意》中，荷蘭歷史學家魯特格爾·布雷格曼（Rutger Bregman）作為堅定的盧梭派認為，好戰(zhàn)并不是我們的天性，但是自從人類學會了定居和進行農業(yè)耕種，就失去了游牧民的和平基礎，轉而過上了爭奪資源與土地、互不信任的生活，“智人作為一個物種，被強行從天然棲息地中拽了出來。”

這些觀點都有其道理，但答案也許在問題之外。在寫下《雄性暴力》的幾十年后，理查德·蘭厄姆轉向了另一個問題：如果人類注定是既善良又邪惡的混合體，我們?yōu)槭裁磿M化成今天的樣子？

追隨著這一問題，蘭厄姆寫下了新著《人性悖論：人類進化中的美德與暴力》，從侵略行為的神經生物學和遺傳學，一直論證至軍國主義心理學的進化基礎。在書中，他區(qū)分了兩種類型的攻擊：反應性攻擊和主動性攻擊——前者經常伴隨著憤怒和恐懼，男性群體中的“性格之爭”和名譽謀殺就屬于此類；相反，主動性攻擊是有計劃性的，不會伴隨太多情緒。

在蘭厄姆看來，前者在人類的進化歷程中大幅減少，后者不斷增多，這就是解開人性悖論的鑰匙。他謹慎地提出了假設：之所以會出現(xiàn)這一趨勢，是由于男性弱者們組建了聯(lián)盟，開始有部署性地執(zhí)行死刑，以驅逐極端暴力的個體。于是，那些容易情緒化的反應性攻擊者就被自然選擇篩選了出去，這一過程就是人類的“自我馴化”，類似的馴化也發(fā)生在倭黑猩猩身上。不過，倭黑猩猩的馴化是由雌性團體驅逐暴力雄性才得以完成的，對于人類來說，掌權的顯然是雄性聯(lián)盟。當單個首領的有限權力變成了男性聯(lián)盟的絕對權力，并發(fā)展出其他靈長類動物所沒有的專制形式，這帶來了更強的合作能力，使具有善意的個體更易存活，卻也為大規(guī)模戰(zhàn)爭、屠殺與權力濫用提供了條件。

日前，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郵件采訪了理查德·蘭厄姆，他談到，人類智慧和文化既有積極的一面，也產生了消極的結果。不過，蘭厄姆對于未來仍懷有信心，他覺得，如果馴化之路繼續(xù)向前推進，人類會變得更加團結友善。

界面文化：1996年出版的《雄性暴力》描述了人類從其猿類祖先那里繼承的暴力傾向，并指出人類的戰(zhàn)爭比黑猩猩們擅長的“突襲”更為復雜。你的新書《人性悖論》將重點轉移到了人類的自我馴化之路，以及這種馴化與復雜戰(zhàn)爭的關系上。從第一部著作到現(xiàn)在，你是如何發(fā)展你的研究想法的？

理查德·蘭厄姆：在寫完《雄性暴力》之后，我開始關注一個迷人的問題：為什么倭黑猩猩不像黑猩猩那么有攻擊性？要知道，這兩個物種的關系十分密切，它們不僅看起來相像，而且生活在差不多的棲息地。我意識到，倭黑猩猩和黑猩猩的差異就像是狗和狼的差異，倭黑猩猩顯然是從類似于黑猩猩的祖先進化而來的，這表明它們經過了一種類似馴化的過程。

于是我發(fā)現(xiàn)，從我們的祖先海德堡人到智人，或許也發(fā)生了這樣的過程。但是這一思路所提出的人類進化理論是全新的，所以我必須謹慎地考慮它究竟是否成立。我在2001年寫了一篇關于這個想法的論文草稿，并花了近20年盡可能仔細地審查這個論點的證據(jù)，最后發(fā)表在《人性悖論》中。

界面文化：你長期關注人性中的善惡悖論問題，在2010年的一篇題為“在愛與戰(zhàn)爭之間掙扎的兩極猿（Bi-Polar Ape: Torn between love and war）”的采訪中，你與史蒂芬·平克（哈佛大學心理學系教授，著有《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等）、弗蘭斯·德瓦爾（荷蘭著名心理學家、動物學家，著有《萬智有靈》《黑猩猩的政治》）就此進行過討論。十幾年過去了，學界對這一問題是否取得了共識？

理查德·蘭厄姆：讓我很驚訝的是，一些科學家——比如弗蘭斯·德瓦爾和羅伯特·薩波斯基（編注：美國神經生物學家和科普作家）——到現(xiàn)在仍然認為，人類特征中的善良合作是進化性和適應性的，但人類的邪惡卻不是進化的產物。我和史蒂芬·平克都同意以下觀點，即自然選擇對于人類心理中積極和消極的兩方面都有影響。

那么有趣的問題就是：為什么人類會變成這樣？這就是《人性悖論》的內容——我們要如何解釋人類既“善良”又“邪惡”的事實？我認為我們已經得出了受生物學證據(jù)支持的答案：大概在30萬年前，人類社會開始出現(xiàn)死刑，那些有沖動殺人傾向的人被死刑篩選出去，留下的是具有互助美德的人。

界面文化：史蒂芬·平克在著作《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為什么會減少》中指出，戰(zhàn)爭在人類歷史上呈現(xiàn)出了下降趨勢，而理性作為“善良天使”之一，能夠幫助我們遠離暴力；但是思想家齊格蒙特·鮑曼卻提出了另一種觀點——正是理性的計算和官僚社會使大屠殺成為可能。你會如何回應這兩個看似對立的觀點？

理查德·蘭厄姆：我并不覺得這兩個觀點是對立的。人類的智慧和文化讓我們設計出了越來越巧妙的工具、社會實踐和各種機構。我們一方面以此讓自己更安全，另一方面也以之剝削和利用彼此。令人寬慰的是，隨著時間推移，人類的生活總體上是趨向于減少暴力的，不過，力量占上風的個人或團體對一個較弱的群體施加暴力的威脅并沒有被消除，它仍然蟄伏在我們身邊。

界面文化：我們會在電影或劇集中發(fā)現(xiàn)這樣一種現(xiàn)象，角色甚至于觀眾會被自私的變態(tài)殺人犯“吸引”，很難說清這些殘忍而同時具有魅力的角色到底是“好”是“壞”。這是否說明某些進化力量仍然在我們體內發(fā)揮著作用？以及，善與惡的道德區(qū)分只是人類的發(fā)明嗎？

理查德·蘭厄姆：從科學的角度來看，以道德是非劃分行為確實是人類的發(fā)明，我在《人性悖論》中描述了人類是如何成為“道德的物種”的。使之成為可能的是“男性長者聯(lián)盟”，他們會共同行動并領導社會，這種聯(lián)盟在許多地方都能看到（盡管領導方式各有不同）。在小規(guī)模社會中，男性長者會處決“壞人”（那些行為上不受歡迎的人），保護“好人”（那些行為受認可的人），因此，自然選擇就會有利于后者而不是前者。

如果說我們對暴力的精神變態(tài)感興趣，我懷疑這可能是一種懼怕，而不是欽佩。在過去30萬年的人類進化過程中，精神病患者已經從一種典型的人格變成了一種罕見的、令人害怕的人格類型。

界面文化：通過死刑殺死暴力的個體，從而促成智人馴化這一觀點相當有趣。但是也有人說，早在人類進化的概念出現(xiàn)之前，“人類是被馴化的”這一觀點就已經被提出了。這些早期的觀念是如何啟發(fā)你的研究的？

理查德·蘭厄姆：人類被馴化的觀點至少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并且在19世紀初由偉大的德國體質人類學家約翰·弗里德里?！げ急R門巴赫大力倡導。我對人類可能是被馴化的這一想法產生興趣后，便著迷于發(fā)掘這些早期的研究。

在布盧門巴赫和其他學者所處的時期，還沒有產生進化的概念，所以他們認為是神圣的造物主讓人類馴化了自己。考慮到當時的人并不了解人類的發(fā)展歷程，這些學者還能堅持相信人類馴化的觀點，實在是令人印象深刻。而現(xiàn)在，我們終于可以解釋這一切是如何發(fā)生的了，這是一個更扣人心弦的故事。

界面文化：在猿類和人類的行為模式之間建立聯(lián)系應該很有挑戰(zhàn)性。一方面，我們要提醒自己不能從人類中心主義出發(fā)提出假設；但另一方面，猿猴確實是人的近親，在基因層面與我們具有很大的連續(xù)性。在觀察它們時，你是如何平衡這一點的？

理查德·蘭厄姆：野生靈長類動物行為的研究有非常嚴格的標準。就攻擊行為來說，我們必須謹慎地依照具體發(fā)生的行為來做出定義，比如，攻擊性追逐的量化標準可能是“持續(xù)時間3秒以上、追逐距離大于5米”。評估個體之間的社會關系時，需要根據(jù)它們在一起的時間、彼此相隔的距離來統(tǒng)計互動次數(shù)。通過這些程序，我們就能在個體、群體以及物種的層面進行仔細的比對。而且我們發(fā)現(xiàn)，非人類靈長類動物的數(shù)據(jù)往往比人類數(shù)據(jù)更容易量化！

界面文化： 在《人性悖論》中你提到了語言的兩面性。與猿類不同，語言為智人帶來了合作，而尼安德特人無法在認知上傳遞生存所需的文化知識；但另一方面，語言也讓暴力變得更有計劃性和破壞性，這在所謂的“后真相時代”更加突出，比如政府會在戰(zhàn)爭中利用謠言來混淆視聽。如果人類變得既合作又分裂，我們還有理由對未來保持樂觀嗎？

理查德·蘭厄姆：這的確是人類行為的一大悖論。在過去的5萬年里，我們從生活在相對較小的群體中、以較低的人口密度散布于各地，發(fā)展到現(xiàn)在的大型、聯(lián)系密切和人口眾多的社會，這一成功的證據(jù)表明，我們的合作能力比破壞能力要更有效。但現(xiàn)在我們面臨兩個巨大的風險，一個是我們的武器如此強大，另一個是長遠來看國際競爭體系顯然是不穩(wěn)定的，如果我們想要避免戰(zhàn)爭的風險，就必須讓位給更多的合作。

界面文化：女性經常擔憂于來自男性暴力攻擊，但有些男性可能會感到不理解，疑惑于為何暴力行為要和性別因素直接掛鉤。但是從你的作品我們了解到，男性暴力確實有進化方面的基礎。通過證明這一點，男性暴力是會得到約束還是更肆無忌憚？例如，睪丸激素水平高的男性被認為更有陽剛之氣，有些人可能以此作為施暴的借口。

理查德·蘭厄姆：我相信對于這些觀點的教育很重要，但我估計很少有人（無論是男性或女性）會僅僅因為知道他們的進化基礎而抑制暴力傾向。在我看來，進化科學的教訓就是，我們需要認真對待男人的暴力，而不是以他們能夠被教導為由而輕視了這一點。我們這個物種之所以能成功走到現(xiàn)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社會發(fā)展出了保護弱勢群體和懲罰侵略者的機構。

界面文化：事實上，仍有很多暴力事件在我們身邊發(fā)生（雖然遠遠少于黑猩猩），比如大規(guī)模槍擊事件和街頭斗毆，這意味著人類的自我馴化之路還未結束嗎？我們可以期待一個更“馴化”的未來嗎？

理查德·蘭厄姆：我認為確實可以期待這樣的未來，自然選擇會繼續(xù)反對具有反應性攻擊的人，正是這類攻擊造成了社群內的暴力事件。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有暴力傾向的人的生命通常更短暫，也更碌碌無為，有些人死于斗毆，監(jiān)獄里也到處都是暴力人士，并且，蹲監(jiān)獄有可能會導致生育數(shù)量下降（雖然我還沒找到關于這一點的證據(jù)）。如果人類這個物種能存活下來，自我馴化的程度應該會在幾十萬年內持續(xù)增加，直到我們成為更團結善良、非競爭性的個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