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潘文捷

編輯 | 黃月

1996年，誰也沒有想到，有著“政府背景”、壟斷了當?shù)厣唐妨魍I(yè)務近40年的河北省小豆莊供銷社（注：小豆莊為匿名），因為板栗業(yè)務的失敗，導致多個基層供銷社和數(shù)百位栗農蒙受了高達500萬元的損失。這件事成為了當?shù)毓╀N社大勢已去的一個標志。

北京城市學院副教授張文瀟就來自小豆莊，從一顆小小的栗子入手，她試圖厘清包括供銷社在內的中國農產品流通體系轉型。她在《栗子的故事》一書中寫道：“500萬虧損案發(fā)生后，供銷社通過各種方式殘喘了八年，長時間的內耗，加之難以與諸多市場主體競爭，供銷社在當?shù)氐臋嗤蜗?/span>逐漸被打破?！?/span>

在張文瀟筆下，供銷社是這樣一個組織，它是不隸屬于國家機構的自主聯(lián)合體，但其功能包括為國有貿易公司收購土產以及銷售外來品。在此基礎上，兩者共同致力于農村貿易的社會主義化。

供銷社在不同時期發(fā)揮著不同的作用。在社會主義改造期間，從“供”的角度看，供銷社管控了農村的消費領域，幾乎杜絕了自由買賣的可能；從“銷”的角度看，通過對重要農產品和其他物資的計劃收購和統(tǒng)一收購，供銷社幫助國家實現(xiàn)物資的流通。張文瀟看到，這一時期，供銷社主要發(fā)揮了從鄉(xiāng)村汲取資源的作用，助力“以農輔工”。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基層供銷社體系面臨著諸多挑戰(zhàn)，全國各地的許多供銷社經歷了日漸式微的過程，“但是供銷社體系一直存在著，并且在某種程度上發(fā)揮著作用，雖然影響力沒有那么廣泛了。”張文瀟看到，供銷社也在經歷轉型。而它真正回歸大眾視野是在2014年，中央開始在各個省份啟動供銷社改革試點的工作，重建基層社。

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于本月13日發(fā)布。從2004年至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連續(xù)20年以“三農”問題為主題，突出了“三農”問題的重要性。而近年來，關于“三農”問題的一大熱點話題就是供銷社試點改革。

供銷社是一個極具年代感的名詞，也是一個從未真正離開我們生活的存在，既熟悉又陌生，既遙遠又親近。供銷社是什么？它經歷過怎樣的歷史變革？在今天對農村而言又意味著什么？張文瀟的栗子故事，或許為我們鋪就了一條理解供銷社和中國農村的道路。

01 從栗子看農村如何被城市“抽血”

界面文化：能否談談你從小對栗子、對供銷社的直觀感受？

張文瀟：幼年時，我認識到板栗到秋天會成熟，一部分沒有來得及采摘的栗子會變成風干栗子，成為當?shù)厝思依锏牧闶?。有些人家比較富裕，會單獨留下一部分板栗，進行儲存加工，作為食品。大約上小學后，才漸近接觸到“秋天碩果累累”、“農民喜笑顏開”等很多表述，然而，這些與我實際的生活感受存在張力。

在小豆莊的秋天，很難看到神采飛揚、精神奕奕的栗農群體。栗農一般會經歷短則十幾天、長則一個月的集中性搶收——我在書中描述這是“不舍晝夜”，再夸張一些，就是“舍生忘死”。這是身心的雙重折磨，睜開眼就要出門撿栗子，一直到披星戴月地回來。栗農身體經受著考驗，大多以透支身體為前提來收獲。板栗從樹上掉下來滾落四處，栗農得把它們撿起來放進袋子，再蹲、再撿，重復多次，雙手布滿芒刺，關節(jié)也不好受。這還不算扒板栗、扛板栗回家的過程?！?/span>過了一個秋像大病了一場一樣，”我在當?shù)貢?/span>聽聞這類表述。

這是生產，還有另外一重風險來自市場，產量多，價格低。板栗流通后，存儲難度也會增大，這個壓力一部分在栗農身上，但大部分在從事板栗貿易的供銷社職工和相關栗販身上。他們要沒日沒夜地收購和加工板栗，拉線通宵加工的場景非常常見。

在板栗生產和流通的過程中，供銷社的員工會形成聚攏和合作。板栗一天一個價格，他們有一個牌牌，上面寫著當日板栗的價格，比如今天板栗四塊五，明天可能會變成五塊五，后天可能變成六塊五。供銷社最初是根據(jù)果品公司的要求收購相應份額的板栗，然后直接轉手。市場打開后，倒購板栗的人拿到板栗以后，往往會集中快速地按照自己心中預定的價格出售板栗。有些膽大的人會把板栗儲存起來，甚至會建立庫房，以期賣上一個好價格，這樣的方式也可能帶來數(shù)額較大的盈利和虧損。

總而言之，對于栗農和供銷社的職工來說，板栗收獲就像一場比賽，參賽者肢體困乏，神經緊繃，不知道會獲得什么樣的嘉獎，但仍然全情投入。

界面文化：《栗子的故事》談到，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供銷社主要是充當了幫助國家從鄉(xiāng)村汲取資源、實現(xiàn)原始積累的重要媒介，可以說是“城市的雙重積累”。這是如何實現(xiàn)的？

張文瀟：這是我的導師趙旭東教授和相關學者的觀點。我在書中之所以重述這個觀點，是因為它在我的調查中得到了驗證。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處于特殊的歷史階段，國家出于全局的考慮，強調工業(yè)的建設和發(fā)展。以小豆莊為例，小豆莊供銷社在收取當?shù)剞r民的板栗的時候，價格比較低，通過供銷社、外貿公司出口到日本時，價格可能翻了兩番甚至三四番。這部分盈利是包括供銷社在內的流通鏈條獲利的，較少投入到鄉(xiāng)村生產和建設中。其他的農業(yè)資源在當時也面臨著類似的境遇。農民和農村獲得的物質補償在盈利中只占很小的份額。

除了“銷”，還有“供”，鄉(xiāng)民需要基本的物質生活和生產資料。我在和供銷社的老主任進行訪談時發(fā)現(xiàn)，相對于城市地區(qū)設立的國營公司，供銷社賣給鄉(xiāng)民的工業(yè)品在品次上存在一定的差別。雖然在80年代大力發(fā)展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但是生產和制造的工廠仍集中在城市地區(qū)，盈利也多流向城市。所以這是城市的抽血過程。這個觀點是社會科學家經過多年研究提出來的，是來自于學者的自覺。當然，學界也有不少人持有不同的觀點。

界面文化：當時的農民有這方面的意識嗎？

張文瀟：我在調研中感受到，在集體化經濟時期，農民非常認真地投入到國家和集體的建設之中。這并不是說農民沒有私欲和私念，比如他們會悄悄在墻邊種倭瓜、種小菜，但是他們的觀念要么聚焦在自己的家庭，要么關心集體，這類集體是大隊乃至國家。但當時因為戶籍限制，城鄉(xiāng)之間相對分隔，農民群體真正生成城鄉(xiāng)之別的認識是比較難的。

隨著改革開放逐步演進，農民活動的空間更為廣闊，才更多地認識到自己的利益得失，也逐漸看到了城鄉(xiāng)差距。賈平凹所著的《極花》給我印象深刻，主人公是一位鄉(xiāng)村的男青年，其中一個場景是他忿忿地說：“現(xiàn)在國家發(fā)展城市哩，城市就成了個血盆大口，吸農村的錢，吸農村的物，把農村的姑娘全吸走了！”雖然這本書也存在爭議，但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應了農民的一重意識。我也在田野中發(fā)現(xiàn)了類似的表達。我聽到農民說，農村留不住人；農村什么都不方便，城市里干干凈凈；人都去建設城市了，把我們都榨干了。

當然，“抽血”這個比喻在當下鄉(xiāng)土社會的事實中正逐漸弱化，國家的倡導和支持大量的資本和資源投入鄉(xiāng)村，自上而下地平衡城鄉(xiāng)的差距。

02 供銷社大勢已去但并非一蹴而就

界面文化：你在書中談到了質檢員的變化——供銷社一元獨大的時候，農民非常信任供銷社，質檢員非常堅定；分田到戶之后，許多計劃經濟時期的合作社社員心態(tài)發(fā)生變化，他們開始聯(lián)合農民、商販甚至外貿公司的驗質員，完成對“公家”的欺騙。你怎么去看待這一變化？

張文瀟：欺騙，確實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集體利益的損失，但在當時的情況下，這也是人們發(fā)揮主體性、不斷與對其形成壓制的強力結構進行博弈的方式。之前，農民、商販、職員能夠獲得的利潤的份額非常有限。隨著個體意識覺醒，才有了這一套行為。這不僅折射了人心的變化，也反映出當時以供銷社為代表的集體企業(yè)的設計已經跟不上時代的步伐了。

界面文化：從20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供銷社一直是農村地區(qū)商品流通網(wǎng)絡體系的關鍵主體。對小豆莊而言，一個非常大的轉折是90年代一次板栗款無法追回的事件，這也是供銷社大勢已去的一個標志。供銷社大勢已去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張文瀟：供銷社大勢已去有其時代背景，就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快速轉軌。原本非常確定性的計劃在遭遇了不確定性的市場時，產生了紊亂和風險。小豆莊的案例就是突出的代表。

“層層欠錢”不過是一種表象，背后是供銷社沒有辦法按照計劃經濟時期實現(xiàn)對農產品供銷情況的全面把控。供銷社的盈利一方面來源于收農產品，一方面源于出售工業(yè)品?！皩訉忧峰X”不僅涉及以板栗為代表的農產品流通領域，也包括了工業(yè)品流通。之前，工業(yè)品的流通也是配額制的，工業(yè)品非常緊俏，供銷社基本不會擔負虧損。后來，隨著市場體系放開，工業(yè)品甚至變得供大于求，供銷社出售工業(yè)品時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

我在書中寫過，供銷社進購的布匹太多，賣不出去，只能以很低的價格出售。一位個體經營者得到了這個消息，快速買入，又把它們高價賣到了一個偏遠的村莊，賺了很多錢。然而，供銷社卻不具備此種靈活性。這顯示出人們銷售和消費的自由度增加了，供銷社卻沒有對此進行及時的反應和調整。這是供銷社大勢已去的根本原因。

界面文化：供銷社是否經歷了一個逐漸邊緣化的過程?

張文瀟：80年代時供銷社“還是紅火了好幾年”，小豆莊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不是一蹴而就的。很多人認為1983年尤其是分田到戶以后，我們就開始脫離計劃經濟了，其實不是這樣。小豆莊在農產品流通的領域計劃經濟延續(xù)了很久，供銷社還是有收購農產品的壟斷權，地位還是比較穩(wěn)固。直到90年代初，人們才有了自主銷售收購的權限。

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后，供銷社首先已經不再是基層商品流通的壟斷性單位了，開始面臨多元的經營主體。當?shù)赜屑校?/span>有固定經營的個體從業(yè)者，還有游街串巷的小販。農民可以貨比三家，和供銷社的關系沒有那么緊密了。供銷社的老主任就曾經批評自己的員工，“再用‘老太爺’的心態(tài)去對待農民，那就把你們全部都發(fā)配到大集上擺攤賣東西。”

其次，供銷社內部的管理也發(fā)生了變化。之前員工工資固定，80年代引入市場經濟之后，供銷社就有了類似于績效的概念，到了后期自負盈虧。談到地位變化，還是以小豆莊虧損案為分割點。盡管如此，也并非是突然的邊緣化，而是一種漸近的轉型。從80年代到90年代出現(xiàn)板栗案的這一時期，供銷社主體性地位在漸漸弱化，到90年代虧損五百萬之后，供銷社沒有辦法靠自身力量運轉，于是把各個門市部分開，每個門市部承包給原有的員工。大家在原址上經營著原來的業(yè)務，只是門市部和供銷社的關系發(fā)生了變化，門市部的負責人不再享受原來的企業(yè)福利，開始自負盈虧，也很少承擔集體責任，只是每年給供銷社租金等成本。這樣一直持續(xù)到2004年。到2004年以后，小豆莊供銷社就不存在了，因為它破產了。但哪怕是在1996年出事后到2004年，原有的門市部在當?shù)剡€是發(fā)揮著重要的商品流通的作用，構成了主要的商業(yè)主體。

03 如何理解今天的供銷社？

界面文化：我們今天講的重建供銷社，和過去不同年代背景之下的供銷社有什么區(qū)別嗎？如何看待現(xiàn)在人們對供銷社的重視？

張文瀟：我描述的是一個個案，這可能會造成誤會。一些讀者也會問，是不是供銷社已經不復存在了？相對來說，小豆莊的供銷社式微，但是供銷社體系一直存在著，并且在某種程度上發(fā)揮著作用，雖然影響力沒有那么廣泛了。

供銷社真正回歸大眾視野是在2014年前后，中央開始在各個省份啟動了供銷社改革試點的工作，比如在廣東、山東以及湖北等地有很多供銷體系的改革措施。尤其是在湖北，做了一些供銷體系的構建，重建了一千多個基層社，引發(fā)各界關注。

現(xiàn)在的供銷社是在既有供銷社的基礎之上重建的，是供銷社的又一次轉型。供銷社建立到現(xiàn)在至少經歷了兩次轉型，第一次轉型的背景是，計劃經濟時期供銷社充當了以農輔工的中介，而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就已經開始嘗試轉而用供銷社促進鄉(xiāng)村商業(yè)的復興。尤其是在90年代，當時江澤民同志還提到要利用供銷社盤活農村的商業(yè)和經濟。

第二次轉型是伴隨著“三農”問題的提出而發(fā)生的，供銷社并不是單純地發(fā)揮經濟領域的作用，還在社會結構和組織方面發(fā)揮作用，發(fā)揮一些服務型的功能，構成了鄉(xiāng)村地區(qū)重建的組織基礎，比如說開始承擔社區(qū)文化站的工作、承接黨員的先鋒模范示范點、做組織建設。

現(xiàn)在有一部分供銷社在做農村電商下鄉(xiāng)的承接單位，溝通著商流和信息流——商流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商品、商業(yè)服務、旅游等；信息流就是把城市的信息傳送到鄉(xiāng)村，把鄉(xiāng)村的信息輸送到城市，體量比原來單純的商品流要大得多，信息發(fā)布在線上進行。這也是平衡城鄉(xiāng)結構的一種嘗試，還沒有完全實現(xiàn)。

從轉型的意義上來看，目前的供銷社既不是以農輔工的中介，也不僅僅是促進農村商業(yè)復興的著力點，而是新時代對“三農”問題做出回應的組織基礎。也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它嘗試構建良性的城鄉(xiāng)關系，如今重建仍處于探索階段，具體能達到什么程度有待靜觀。

界面文化：“供銷社+電商”指的是國家和資本的合力來進行鄉(xiāng)村振興嗎？

張文瀟：這涉及到供銷社的性質問題，供銷社到底是國家機構還是集體企業(yè)？供銷合作總社是由國家相關部門指導的，但是供銷社從建立之初到現(xiàn)在都是一個供銷合作組織，是激發(fā)農民自下而上形成的組織架構。國家是自上而下地發(fā)出號召，但真正的資本是從農民這里得到的。你家出二簍棒子、我家出二簍的面，把這些集中在一起，以物易物，換到一些鄉(xiāng)民需要的東西擺著賣，盈利再給大家分紅。國家最初設計供銷社的時候，就是想要打造合作類的組織，并沒有想做成國家部門或者機構機關。

農村電商的資本意味很濃厚。在我做田野的地區(qū)，供銷社還沒有完全展開電商，但其他地方已經有一些電商在承接傳統(tǒng)供銷社的一些業(yè)務。但用供銷社去做電商，和用某類資本主導建設的平臺去做電商是有很大區(qū)別的，它不完全是按照市場邏輯運作的，而有一套監(jiān)管體系，性質上還是以集體利益為導向的。

所以，這里還有一個詞是合作力量。如果要實現(xiàn)供銷社+電商的理想化發(fā)展，就必須強調農民的主體性和合作性。

界面文化：農民和企業(yè)進行互動，會不會比和供銷社打交道更靈活？

張文瀟：會有這樣的困境。我也會擔憂，在自由的市場經濟中，大家已經非常熟悉自主選擇了，這意味著更多的選擇空間和自主性。而我們對供銷社既有的印象是，從產品價格、數(shù)量、定位等都受到嚴格的管控，計劃性遠遠大于靈活性。

但如果供銷社發(fā)生一些轉型呢？如果供銷社會根據(jù)需求設計產品、供應產品、對接信息，那可能也會是很好的中介。供銷社更需要回應的是生產出來的東西到哪里去賣的問題。

目前，不僅是小豆莊，而且是全國范圍的農產品流通出現(xiàn)了非常大的問題。盡管已經進入信息化時代，但市場信息的溝通仍是不充分的，尤其生產農產品時缺乏整體、宏觀的調控。今天說山楂賺錢，就全都去種山楂，山楂就可能滯銷。如果供銷社作為全國的合作性組織，成為及時、快速且相對準確的信息收集機構的話，就可以把相關數(shù)據(jù)進行集中反饋。這樣有助于國家進行整體調控，幫助鄉(xiāng)民意識到在哪些方面需要作出調整，這些新建的架構可能會比一些單打獨斗的企業(yè)更加全面和有效。所以，重建供銷社的問題更多地是從全局出發(fā)進行思考，通過一個個小機構去盤活一盤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