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2年8月，有著地理學(xué)界“小王子”之稱的段義孚辭世。在以科學(xué)主義為主流的地理學(xué)界，段義孚強調(diào)不能只以客觀數(shù)據(jù)理解地理環(huán)境，更需引入人類感官與情感來探索空間的意義，并先后提出了“戀地情結(jié)”、“空間與地方”等重要術(shù)語，影響了代代學(xué)人，成為了人文主義地理學(xué)的奠基性學(xué)者。

段義孚的地理學(xué)為什么是浪漫甚至天真的？他眼中所見的地理面貌和人類社會與他人眼中的世界有何不同？歸根結(jié)底，這取決于他是一個怎樣的人。從他的所有學(xué)術(shù)著作和隨筆文章中，讀者都可以獲得一部分答案，但他的自傳《我是誰？》可以告訴我們更多。

段義孚的家世顯赫，他形容自己的人生是“從童年的公共世界邁向了成年的私人世界”。他在自傳里憶童年時說，有幾個人曾摸過他的頭或給過他玩具，他們都是中國舉足輕重的人物。作為“中產(chǎn)階級專業(yè)人士的孩子”，上世紀三十年代，段義孚“即便只是和家人委身于一個毀于戰(zhàn)火的國家，但只要他有一點天賦和抱負，就很可能認為自己將來還是有機會登堂入室、呼風(fēng)喚雨”。但之后移居國外的經(jīng)歷讓他感到，自己生活在一個陌生而帶有敵意的環(huán)境中。隨著年齡的增長，他開始慢慢厭煩充滿空洞談話和無聊權(quán)術(shù)的社交場合，“公共生活對我來講從來都不是那么真實，尤其是它的那些社會功能?！?/p>

就這樣，我們熟悉的那個熱愛著寂寥的荒漠并從中發(fā)現(xiàn)地理之詩意的段義孚出現(xiàn)了。他發(fā)現(xiàn)，亞洲社會的男人往往年輕時熱衷江山與美人，上了年紀心境恬淡，越發(fā)親近自然，而對于他自己而言，他年輕時便格外青睞自然之美，把肉體的沖動“化為一種異乎尋常的能量涌向了大地的神秘和美感”，上了年紀之后，地理的壯觀無法再激起他的興奮，它們變成了思考的對象，那種想要四處旅行、看大千世界的沖動消失了，他的興趣點越來越轉(zhuǎn)向了觀念和概括性的事物，而非具體獨特的事物。他一生都在追問“我是誰”的問題，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中老年的段義孚驚奇地意識到：“自己竟然變成了一個希臘人，像蘇格拉底或柏拉圖那樣的希臘人，使得我的激情朝著極致的美奔流而去。這樣的美包括上方的天堂和地上的人類個體，而不再是那些中間尺度的可愛事物——社會、景觀和地方了?！?/p>

段義孚寫自傳時充滿著警覺。他一方面知道，如果自傳只是為了誠懇，那就會變成一本懺悔錄，另一方面又在晚年深刻地觀察和反思真實的自我，以書寫自傳的方式面對自己的膽小懦弱、欠缺的生命力、孤獨的存在與有限的快樂。

《親密：從正義到愛》（節(jié)選）

撰文 | [美] 段義孚

翻譯 | 志丞 劉蘇

當20世紀60年代掀起民權(quán)運動的時候，我才完全融入了美國社會，開始感到自己應(yīng)該有所作為了——我應(yīng)該參加一些抗議組織才對。但我的行動又一次在想法面前止步了。無精打采和膽小怯懦肯定是其中的原因，但也不止于這兩種原因。因為當抗議變成了時尚，操縱桿變成了筆桿子和演講術(shù)，而非群情激奮的示威者時，我只能克制自己了。甚至，當搞地理學(xué)的人也開始寫書撰文直指社會的不公正時，我還是保持著克制的態(tài)度。他們寫的東西一開始是針對勞工階級，之后又指向了女性和少數(shù)族裔等，所以，他們是跟著社會的潮流在走。

盡管他們在斗爭技巧上無可指摘，但我看出了他們內(nèi)在的不成熟。他們會把這個世界分成好人和壞人兩種人。那些沒有權(quán)力的人——勞工、婦女、少數(shù)族裔、同性戀——都是好人；而那些掌握過多權(quán)力的人——統(tǒng)治階級，像資本家、神職人員、白人和異性戀——則都是壞人。我和身邊的地理學(xué)者都同樣痛恨不公不義。當自己遭遇不公正的時候，也會變得十分敏感，當看見別人深陷其中的時候，也會義憤填膺。當兩種觀念、群體、意識形態(tài)發(fā)生沖突的時候，我也總是會去同情弱勢的一方，就像水往低處流那么自然——這是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法國宗教思想家、社會活動家）的一個比喻，我很喜歡這個比喻，也喜歡她凡事追求公正的性格，正如她所說：“要從勝利者的陣營里逃脫出來?！睂ξ叶?，只要開始身陷勝利者的夸耀和奉承的囹圄，也就是想要逃脫出來之時；除非這樣的勝利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歡樂，就像擁躉們慶祝自己的球隊獲勝時一樣，我才能坦然接受。

我也常把生命力同生理上的勇氣聯(lián)系起來，這也是我所缺乏的。在我看來，怯懦是最可恥的人類品性，所以意識到身體里欠缺勇氣會帶來持續(xù)性的羞恥感。我童年居住在重慶的時候，只要一有機會就和小伙伴們一起踢足球。我們把布扎成一大捆來當作足球踢。有一天，父親送了我們一個真正的皮制足球，我們真是驚喜萬分。我們不僅形影不離地帶著它玩，甚至就連吃飯睡覺時都抱著它不放。而唯一的缺點是，它太硬了，我一點也不想讓它撞到我的胸膛或臉上，這讓我有些心悸。但我卻把恐懼壓在了心底，去當守門員，成為“眾矢之的”。當球飛過來的時候，或一個男孩兒帶著球像炮彈一樣沖過來的時候，我就奮不顧身地用身體去阻擋足球或那個男孩兒。但這樣做并非因為有勇氣，而是那一刻只覺得，這是我的最后一次了，肯定活不過這次劫難，過后就再也不必面對這玩意兒了。

為什么當守門員會比在場上跑讓我覺得在比賽中擁有更多的操控感呢？答案同樣是缺乏生命力。守門員基本上是待在一個地方的，而不用追著球，也不用逼著自己滿場到處跑。這是一種被動的勇氣，意味著站穩(wěn)自己的地盤即可。但我欽佩的卻又是一種主動的勇氣——行動的勇氣，設(shè)定目標的勇氣——男性的勇氣。其實我從來都沒能把球拋到過合適的位置上去。這涉及一種性別上的差異：女孩兒很難拋好球，因為她們只使用手臂的力量；但男孩兒則會借用整個軀干的力量去拋球——他們會把整個身體往前傾，像幾乎快要摔倒的樣子。但我卻不愿冒著要摔倒的危險去拋球。在每次比賽中，我?guī)缀醵际菢O力掩飾著無法拋好球的羞愧參與其中的。

我或許天生就是一個孤孤單單的孩子，因為我經(jīng)常愛玩一些孤獨的小孩才會玩的游戲，也就是去想象如果自己是另外一個人的話，會是怎樣的。我能夠在任何地方玩這個游戲，尤其是當我坐在悉尼的家里那道玻璃門廊上，望著玫瑰灣對面的車輛像玩具一樣四處移動的時候，這種想象力就會達到極致。我會想象自己隨意選一輛車坐上去，看一下從這輛車里望出去的世界是什么樣子的。我不僅會把自己放到那個乘客的位置上去想象，還會幻想我自己就是那名乘客——一個澳大利亞的孩子正開著車去參加板球比賽，或者一名成年男子正趕往會場的路上，等等。我特別喜歡從別人的視角去看世界，去感受他們的感受。“移情”（empathy ）對我來講是很自然的一件事，而且我也在不斷培養(yǎng)它，把它變成更具有社會性和產(chǎn)出性的能力——共情（sympathy）。

對他人遭遇的共情是一種無價的情感，但這種情感也不那么容易喚起。其實更有挑戰(zhàn)的是對他人的成功和幸福產(chǎn)生喜悅之情，尤其是當那個成功在大家看來也是我們自己理應(yīng)取得的時候。毋庸置疑，父母通常會因為孩子的成功與幸福而喜悅，但這是因為父母常把孩子當成了自己的延伸。他們不會嫉妒自己的孩子成功，正如一個作家不會嫉妒自己的書成功那樣。但父母不會常把孩子掛在嘴上，因為別人不會對自己的孩子那么感興趣。不過也可能并非如此。我可能就是個例外，因為我就很喜歡聽別人講述他們的孩子如何如何成功。

當我聆聽他們所講的時候，我就會一會兒站在孩子的立場上，一會兒站在父母的立場上，所以，我就同時得到了兩方面的快樂。這看起來好像很高風(fēng)亮節(jié)，但也會因為下面三個緣由讓這一情況并非總是如此。第一，我沒有孩子。如果我有個優(yōu)秀的孩子，而別人的孩子卻很糟糕的話，那我就不可能表現(xiàn)得很開心了，不然會讓對方覺得我在幸災(zāi)樂禍。第二，我的悲觀主義。這也是我性格里陰郁的一面。當我確實目睹某人的成功，從而向他人提起的時候，極少看見他人會因為別人的成功而有發(fā)自內(nèi)心的喜悅——哪怕不是個人之間的比較，而是從屬于個人的事物，包括子女，也包括師生關(guān)系，比如“我的學(xué)生太棒了，你的學(xué)生呢？”第三，緣于我想象力中的浪漫主義傾向。這一傾向讓我總覺得孩子們都是上帝的作品——獨一無二的作品，派到這個世上來，是為了讓大家幸福快樂，前提是大家也要如此看待孩子們才行，而不是把他們當作父母或老師的附屬品或財產(chǎn)之類的東西。

我常常以同樣的方式去看待所有人。在我眼里，每個人都是可以審美的對象和藝術(shù)品。人不僅是一種可以審美的對象，還是名副其實的“可以為自己代言”的審美對象。我觀看人就像欣賞油畫、雕塑和樂曲一般。我靜靜地站在一幅畫作前，想知道它的魅力何在，它在訴說著什么。在一群人中，我邊看邊聽，想知道他們?yōu)楹问沁@樣的人，他們是如何看待世界的。我更喜歡安安靜靜地去獲得知識，而不是做一個饋贈知識的人。當然了，我在課堂上也會連篇累牘地說個不停，但在社交場合里，當我要說話的時候，更傾向于拋出一個問題或給出一個悖論或反諷。這樣做的目的在于引出話題，好將談話以新的方式延續(xù)下去。

所以，在別人看來，我是一個很不錯的人，知識淵博，也會注意他人的觀點，特別是在聚會和討論小組里。但不幸的是，這樣的謙遜也有不好的一面。比如，這會顯得我自己缺乏知識的立場和道德的原則。要么，這兩者我都有，但卻為了舉止得體而刻意掩飾下去，這樣的得體本身就該受到質(zhì)疑了，因為這種行為的動因不是源于力量，而是缺乏安全感。這是外國人、訪客、移民身上都會有的社會性的不安全感。相反，像瑪格麗特·米德那樣的人就可以表現(xiàn)得果敢、直率甚至粗魯，因為她本就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但我卻不同，我只是作為一個異鄉(xiāng)客在這里待了四十年而已，始終覺得需要審慎地去迎合那些本土美國人的觀點。這讓我更加明白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身上的問題，他總是把態(tài)度軟下來，去關(guān)注對手們的觀點，目的是討好對方。這正是生活在盎格魯—撒克遜文化中的猶太俄國人身上的弱點。他在英格蘭取得的所有成就和榮譽，以及沒有任何不和之音，都只是因為他作品里的力量和獨創(chuàng)性嗎？還是因為他總是會在爭論的場合里打馬虎眼——這樣的說話方式難道會有一種魔力？

因別人的功成名就與躊躇滿志而感到開心，這可能包含了一種不健全的受虐情結(jié)。因此，我才懷疑自我不夠健全。我的性格里怎么會有這樣的受虐情結(jié)呢？我覺得這可能是與生俱來的。我的性格從來都沒有表現(xiàn)出果斷堅毅的一面，總是像個小孩子般害羞，在成年人的世界里保持著沉默，也習(xí)慣于默默無聞地盡著本分。尤其是和年輕人待在一起的時候，我總是會克制自己的主張，表現(xiàn)得好像很無主見一樣，甚至在我解釋一個觀點的時候也是如此。這種紳士一樣的性格讓我顯得平易近人，富有同理心，就一位教師而言，這是很好的性格。在我的退休宴上，一位我之前教過的學(xué)生回憶起幾年前他和我在舊金山的中餐館吃飯時的情景，其間，我總是不斷地勸他多吃點。我很驚訝，他居然還記得這種小事。但在反思后，我覺得，他的這道回憶直指我的性格。我后來發(fā)現(xiàn)，我經(jīng)常和學(xué)生們一起去吃飯、喝咖啡，原因是我喜歡他們吃飯時的樣子。當他們享用拌著醬料的通心粉，嚼著胡蘿卜蛋糕，身邊伴著一堆好書，分享他們迷人的觀點時，我就特別享受他們的模樣，看著他們的世界觀漸漸成長起來。我其實是特別情愿他們來消費我這位老師的。

可如果一個人太缺失了自我的話，也會和天然的自我主義產(chǎn)生強烈的沖突，進而走向反面，那就是非常渴望別人理解自己。我早就看到了這一危險，所以才一直防微杜漸。而為什么一種極度的自我缺失反而會變成一種渴求呢？就我的情況而言，是社會主動強化了我的這一性格傾向。整個社會都在告訴我，自私自利是不對的。

無私確實可以帶來幸福。我努力從童年的經(jīng)驗里汲取教訓(xùn)，減少自虐的傾向。總的來說，這樣做還是有所收獲的。與其因為別人擁有——配偶、伴侶、孩子、愛情——自己沒有而感到沮喪痛苦，倒不如讓自己的注意力轉(zhuǎn)向別人擁有的幸福上面，想象性地活在別人的富足里，以此也能讓自己獲得一絲滿足。然而這種替代性的人生也會帶來沉重代價，因為它意味著你在自己生命最好的部分里也只能體會到一種有限的滿足感而已，而體驗不到無限的喜樂感；也意味著你世界的另一側(cè)總有一片陰霾籠罩著。也難怪我會把生命力當成一個偶像來崇拜，甚至經(jīng)常渴望能沖破一切的生命之光的涌溢和綻放。

本文書摘部分與圖片均來自《我是誰？段義孚自傳》一書，較原文有刪節(jié)，經(jīng)出版社授權(quán)發(fā)布，標題為編者自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