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語言一旦被發(fā)明，在被使用的過程中就躲不開被曲解、誤會和篡改的命運，但關(guān)于語言的反思、叛離和斗爭也一刻不停。在中文世界，有年輕人開始將“好屌”改為“好蒂”、把“老天爺”改為“老天奶”，以表達對男性占領(lǐng)日常語言的反抗；在英文世界，研究者也在思考和研究bitch為何演變成了一個針對女性的侮辱，而它最初只不過是genitalia的代稱，指的是生殖器，任何人的生殖器，也包括男性。

美國語言學家阿曼達·蒙特爾（Amanda Montell）指出，我們所說的幾乎每一個詞的表層之下，都有一段豐富迷人、有時甚至是暴力的歷史，另一方面，語言也在不知不覺中，以一種驚人的、骯臟下流的但十分迷人的方式，影響著我們所有人的生活。我們講話的每一部分——用詞、語調(diào)、句子結(jié)構(gòu)——都在向別人傳遞著隱形信號，告訴他們我們是什么樣的人、應該如何對待我們。如果使用不當，語言會變成武器；如果使用得當，語言能改變世界。

在所有關(guān)于語言的研究主題當中，最令人大開眼界且最具爭議的，無疑是語言和性別的關(guān)系，即人們?nèi)绾问褂谜Z言來表達性別，性別如何影響一個人說話的方式，以及他們的話語如何被聽者感知理解。阿曼達·蒙特爾的《語言惡女：女性如何奪回語言》一書向我們揭示了語言的性別結(jié)構(gòu)，針對女性的貶義詞總是帶有性含義，這也折射出了西方社會中女性的整體境況，女性被置于“妓女—圣母”二分法的境地之中，針對女性的語義的持續(xù)貶損，女性被比喻成動物或者甜點，正是父權(quán)制陰謀的語言學證據(jù)。

01 形容女性的詞語為何被常常是淫穢的？

“關(guān)于女性‘污名’的研究多如牛毛。”語言分析師勞蕾爾·A.薩頓在論文中寫道，并指出研究一致表明，英語中針對女性的性與性別的侮辱比針對男性的要多得多。語言學家認為，父權(quán)制度下使用的任何語言都是如此，因為語言能從根本上體現(xiàn)其所屬文化的信仰和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英語中針對女性的貶義詞總是帶有性含義，這也折射出西方社會中女性的整體境況，即要么美好如“treats”和“filets”，要么惡劣如“hobags”和“hellpigs”。這是典型的處女/蕩婦二元論——從對英語俚語的匯總來看，女人永遠是兩種性對象之一：一種是天真純潔、矜持難得的美人；一種是古怪丑陋、水性楊花的蕩婦。

20世紀70年代，語言學家繆麗爾·舒爾茨是最早扎進這潭“臟水”的研究者之一。舒爾茨曾擔任加州州立大學富爾頓分校的語言學教授，現(xiàn)已退休。她于1975年發(fā)表了一篇著名的論文《針對女性的語義貶損》。舒爾茨在文中明確闡述了一些詞的語義如何逐漸發(fā)生變化，并成為針對女性的“性別諢名”，例如“cupcake”（紙杯蛋糕）、“cunt”。

英語中幾乎每一個用來形容女性的詞，在其使用過程中都會在某個時刻被涂上淫穢色彩。正如舒爾茨所寫：

“回顧語言的使用歷史，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發(fā)現(xiàn)，一個用來形容女孩或女人的無辜詞語，最初可能具有完全中性甚至積極的含義，然而它漸漸地有了消極色彩，一開始或許只是輕微的貶損，但一段時間之后它變成了臟話，最終變成了性別污名和侮辱。”

當你將某些特定的性別相關(guān)詞語對照審視，就能發(fā)現(xiàn)針對女性的語義貶損化趨勢。比如“sir”（先生） 和“madam”（女士），300年前這兩個詞都是比較正式禮貌的稱呼。可是隨著時間的流逝，“madam”變成了描述自負傲慢或性早熟的女孩的詞，后來又用來指代秘密情婦或妓女，最終成了妓院老鴇的代稱。與此同時，“sir”的含義從未發(fā)生變化。

類似的事情也發(fā)生在了“master”（男主人） 和“mistress”（女主人）兩個詞上。這兩個英文詞源自古法語，本意都表示具有權(quán)力權(quán)威的人。幾十年后，只有后一用于女性的詞被污染，含義變成了——如舒爾茨所說——與已婚男子“頻繁私通”的淫亂女人。而“master”繼續(xù)代表一個掌管某事物（比如家庭、動物，或性虐戀關(guān)系中的受支配者）的男性；也可以用于稱呼一個掌握了某項復雜技能（比如空手道或烹飪）的人。

另有例子顯示，詞義轉(zhuǎn)貶的過程使得某些女性相關(guān)的中性詞變成了既針對女性也針對男性的侮辱性詞語。以“buddy”（兄弟） 和“sissy”（姐妹）為例，今天我們會用“sissy”來描述一個柔弱或過于女性化的男人，而“buddy”是“好朋友”的同義詞。許多人以為“buddy”和“sissy”兩個詞之間沒有任何聯(lián)系，但是最初二者其實是“brother”（兄弟）和“sister”（姐妹）的縮略語。只不過后來男性相關(guān)的那個詞經(jīng)歷了詞義轉(zhuǎn)褒；而與女性相關(guān)的那個詞與之相反，被沖進語義的馬桶，落入了如今的貶義污水：懦弱可憐的男人，像個女人一樣。實際上，語言學家已經(jīng)確認，大部分針對男性的侮辱都來自對女性氣質(zhì)的描述，要么影射女人本身，要么影射男人身上的（刻板印象式的）女性化特質(zhì)： “wimp”（軟弱窩囊廢）、 “candy-ass”（膽小鬼）、 “motherfucker”（雜種）。甚至“woman”（女人）這個詞本身就有嘲笑效果，我就常聽人說：“Dude, don’t be such a woman.”（哥們兒，別跟個女人似的。）

02 是誰在把女性比作動物和甜點？

自語言誕生之初，我們用來指代人的名稱就象征著其指稱對象的歷史、地位和價值。我說的不僅僅是侮辱性指稱，這個道理也適用于一個人的法定姓名。70%的美國女性仍然認為她們應該在婚后改隨夫姓，而這意味著自己的人身所有權(quán)從她們的父親轉(zhuǎn)移到了她們的丈夫手中——她們或許沒能意識到其中深意，或許是不愿意承認。我們并不是隨機偶然地把一個女人等同于農(nóng)場里的動物或者水果糕點，這其實顯示出說話人相信（或者想要相信）事實就是如此。

看看我們的文化，看看我們對女性的羞辱，臟話大多帶有性暗示其實一點都不奇怪。“女人即性對象”是父權(quán)制最古老的修辭手法之一，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數(shù)千年來的一種看法，即女性的個人欲望和性自由意志在本質(zhì)上是壞的。即使只是簡單地瀏覽一下我們語言中針對女性的俚語，也會發(fā)現(xiàn)女性的性欲是可恥的，無論一個女人如何處理她的欲望。我們的文化只給女人的欲望兩種歸宿：若性生活豐富，就讓她獲得妓女的罵名；若她選擇禁欲，就給她貼上假正經(jīng)的標簽。

20世紀70年代末，內(nèi)布拉斯加大學的學者朱莉婭·P.斯坦莉在收集和分析了一系列針對女性性欲的流行俚語后，發(fā)現(xiàn)了這種無處不在的“妓女—圣母”二分法的語言證據(jù)。她總共記錄了220個俚語，而隱藏在它們背后的隱喻都是完全負面的，也都無一例外地落在了這枚意識形態(tài)硬幣的其中一邊：“獻身”的女人被歸類為蕩婦，而那些矜持的女人則被咒罵為冰雪公主。與此同時，斯坦莉所收集的有關(guān)男性的大多數(shù)性隱喻——總共22個，正好是女性那組的十分之一——都具有積極正面的含義。這些包含“ass man”（戀臀男）、“stud”、“Don Juan”（唐璜）的俚語，全部暗示著對男性濫交的完全認可。

而將女性比作動物和甜點的本質(zhì)是把女性貶抑到與它們相同的地位，并使女性因為性而受到譴責。把人類比為動物當然不是什么新鮮事，也不是女性獨有的，幾個世紀以來，所有性別的人都用野獸和家畜來形容人的習慣和外貌。女性當然也會拿別人——包括其他女人——跟動物做比較，她們之間相互調(diào)侃“bitches”和“cows”也不覺得有什么問題。她們也把男人比作動物，比如一個男人很邋遢，或者將女性當作“性獵物”，他會被叫作“pig”。但女性用這些詞都是對行為的比喻，并不是判斷被比喻者多大程度上會為了取悅他人而“委身相許”。相比之下，當男人用動物來比喻女人時，其象征意義往往是這樣的：女人注定應該被捕獵（像鳥一樣），被馴服（像小貓或奶牛一樣），或者讓人感到畏懼（像美洲獅一樣）。

但將女性比作甜點是我個人最喜歡分析的模式。凱特琳· 海因斯是舊金山州立大學的一位語言學家，她的大部分研究都致力于探明英語使用者把別人比作食物時的潛規(guī)則。1999年她進行了一項分析，發(fā)現(xiàn)女人被系統(tǒng)性地類比為甜的、水果味的食物，比如果餡兒餅和紙杯蛋糕，而男人類同的食物更具“男子氣概”，如“beefcake”（肌肉猛男）這個詞。更明顯讓人不適的是，像海因斯描述的那樣，與女性相關(guān)的甜點總是“外硬里軟，中間多汁，要么可以切成不止一塊——‘cherry pie’（櫻桃派；處女的陰道）、‘pound cake’（磅蛋糕；豐美翹臀），要么可被想象為一份易拿取的或外有包裹的甜點——‘crumpet’（烤面餅；性感美女）、‘cupcake’、‘tart’”。你從來不會聽到女人被稱作冰激凌甜筒或者巧克力慕斯，因為人們認可并熟知“piece of ass”（臀部；性感的女人）的隱喻并一以貫之：女人嘛，是像單人份小糕點一樣甜甜的東西，很容易到手的。

03 收復那些糟糕的詞語并重新定義

基于性別的侮辱是有害無益的，因為它們是在傳播關(guān)于男性和女性的有毒傳言，而這對性別平等十分不利。那么我們就應該完全摒棄這類俚語臟話嗎？事實證明并非如此。雖然我很討厭在吵架的時候被罵“bitch”，卻無法解釋為什么我和其他很多女性都會主動使用這一章列出的很多性別諢名并且樂在其中。就我個人而言，我很自豪地把自己定義為“nasty”、“bitch”和“slut”，我和朋友們也喜歡這樣稱呼彼此。說來有點慚愧，不過我也覺得像“tart”和“hussy”這樣的詞說出來很有趣。

表面上看，這些偏好似乎是對女性主義的背叛，但我想大多數(shù)語言學家會原諒我的。這是因為許多針對女性的俚語都朗朗上口，聽起來很可愛。從語音來講，“slut”、“bitch”、“cunt”恰好擁有英語使用者最喜歡的、最常用的，有時甚至是幼時最先學會的詞語所具有的發(fā)音模式。類似于“mama”（媽媽）、“dada”（爸爸）及其衍生詞，英語中最流行的俚語——包括“boob”、“tit”、“dude”和“fuck”——都既簡短又含爆破音。人類從一出生就極其喜愛b、p、d和t這樣的塞輔音（stop consonants）——如果你跟牙牙學語的嬰兒一起待過就肯定知道——而且這份愛會持續(xù)一生。一個詞說起來越有趣，就越會被人一直使用；而且，既然像“slut”和“bitch”這樣的詞擁有一個有趣的詞所具有的所有發(fā)音特征，它們?nèi)绱顺志媚陀镁褪潜厝弧＿@并不是說女人只是被男人洗了腦才想用這些諢名稱呼彼此，而是經(jīng)驗證明它們的語音的確能帶來愉悅感。

但是，之所以女性傾向的侮辱性詞語如此令人難以抗拒，除了它們具有語音愉悅性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其中的大多數(shù)詞語不再被視為是完全貶義的。這要完全歸功于詞語的“收復再定義”，即人們主動地重新定義某些詞語，徹底改變其含義及感情色彩。“收復再定義”最成功的詞語出自文化中最受壓迫的群體。

當然，詞語的收復再定義是一個道阻且長的緩慢過程，需要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把舊詞用在新語境中才會發(fā)生。盡管如此，還是有一些系統(tǒng)化的方法可以加速這個進程，行動主義就是其中之一?？纯?/span>“suffragette”[意為通過有組織的抗議來爭取婦女選舉投票權(quán)的女性。2015年的電影《婦女參政論者》（Suffragette）講述的就是20世紀早期，英國女性為爭取選舉投票權(quán)而不懈斗爭的故事——譯注]這個詞發(fā)生過什么變化吧：如今我們不再認為這個詞是羞辱人的臟話，但它最初被發(fā)明的時候是“suffragist”（一個拉丁語派生詞，表示意圖擴大投票權(quán)范圍的任何性別的人）一詞的貶損版本，本意是對20世紀早期的婦女解放運動者的貶低和誹謗：膽敢要求投票權(quán)的都是沒人要的丑老太婆。顯而易見的是，女性解放運動還遠遠沒有取得成功，目前從中獲益的基本上只有富裕的白人女性，但從語言學意義上講，這些女性做了一件很酷的事：“suffragette”這個詞一經(jīng)發(fā)明，她們就毫不猶豫地把它搶了過來，把它放到海報上張貼出來，在街上大聲喊著“suffragette”，還用它來命名她們的政治雜志，于是現(xiàn)在大多數(shù)講英語的人已經(jīng)完全忘記了它曾經(jīng)是一個蔑稱。

最近幾年，我們已經(jīng)看到一些活動家試圖復制這種成功。比如一年一度的抗議強奸文化（rape culture，這一概念最早形成于美國20世紀70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指的是把強奸等性暴力視為常態(tài)或漠視其普遍存在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該社會環(huán)境傾向于寬容理解施暴者、指責受害者，強調(diào)的不是如何制止強奸者施暴，而是告誡女性如何避免遭到強奸——譯注）的“艾波·羅斯蕩婦游行”（Amber Rose Slut Walk）。

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模因（memes）——病毒式傳播的網(wǎng)絡(luò)符號——也推動了將一個詞的所有權(quán)從施暴者轉(zhuǎn)移到受壓迫者手中的過程，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nasty woman”（惡毒女人）。在2016年的第三輪總統(tǒng)辯論中，全世界都聽到唐納德·特朗普稱希拉里·克林頓是“nasty woman”。不到24小時，這個短語就迅速被制成了gif動圖、印上了一系列馬克杯（我就有一個），還成了美國計劃生育協(xié)會（Planned Parenthood）的數(shù)字籌款活動名稱。這群“網(wǎng)絡(luò)暴民”只用了大約一天的時間，就成功地從最先說出“nasty woman”的男人那里搶回了這個短語。這種時候互聯(lián)網(wǎng)真是酷爆了。

本文書摘部分節(jié)選自《語言惡女：女性如何奪回語言》第一章，較原文有刪節(jié)，標題為編者自擬，經(jīng)出版社授權(quán)發(f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