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徐魯青

編輯 | 黃月

近日，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魯西奇新作《喜：一個秦吏和他的世界》的出版引發(fā)了一場討論。該書今年7月由理想國出版，截至本文發(fā)稿前，該書豆瓣條目已有6958人標記“想讀”，對于出版僅一個月的歷史學術讀物而言是較高的關注量。

8月6日，微信公眾號“司馬少”發(fā)表文章《魯西奇的〈喜〉，一本硬傷累累的爛書》，作者司馬少指出了書中九處錯誤，包括魯西奇對劉邦年齡的判斷，對“沛公沛翁”“門桑十木”“縣嗇夫若丞”“掘門 ”“棬樞”等詞語的解釋等。除了訓詁外，司馬少還批評了這本書的寫作形式，認為作者在文中“無節(jié)制地堆砌文獻”，且寫作內容并未聚焦在喜這個人以及他的世界上，“簡直就是把‘喜’當作一個大麻袋，不管是什么東西，只要是能沾上一點點邊的，就都往里面塞。”最后他總結說：“這本書的水平是不及格的?！?/span>

這篇批評文章在豆瓣上被多次轉發(fā)及討論。有人表示“還好沒買書”“教授翻車”等，也有一些網友認為，司馬少提到的一些“硬傷”在學術界尚有爭議，且僅因這些錯誤而稱《喜》為“爛書”太過絕對。

次日，魯西奇發(fā)文回應了司馬少的批評，承認了九處質疑中的三點是自己疏忽所致。司馬少的其他幾點質疑，他“也認真琢磨過”，并“在此基礎上，才形成自己的意見”。最后魯西奇表示：“我的意見可能不正確，但我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這本小冊子，仍然是我自己最為滿意的一本小書。”

8日，媒體人饒佳榮發(fā)表了《中國學者的喜，日本學者的喜》一文，在征得魯西奇同意后貼出了他對爭議的另一個回應：“書印出來，就是公共知識，讀者怎樣評論，都是好的。人家認真讀了，挑了毛病，費神寫出來，不容易。我確實錯了的地方，就承認，有機會改正并感謝。不錯，或者可以兩存的地方，也不用辯。謝謝關心?！?/span>

10日，司馬少發(fā)文再次回應魯西奇的表態(tài)，表示自己不能接受此回應，因為魯西奇只承認三處錯誤，其他地方措辭模糊。在這篇文章里，他又質疑了魯西奇此前著作《何草不黃》中的一處錯誤，并引用文獻進一步討論了“掘門”等詞語及劉邦本邦的問題。他表示，出現(xiàn)這些“低級錯誤”反映出“魯教授恐怕沒有直接閱讀《史記》《漢書》《戰(zhàn)國策》這些古書的能力”。

目前，關于《喜》的爭論仍在進行中。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連線了事件當事人，以及參與討論的幾位豆瓣讀者與歷史出版者，試圖通過本文厘清事件帶出的幾個關鍵問題：如何判定歷史研究中的錯誤是否屬于“硬傷”？普通讀者可以從哪些角度評價一本歷史作品？這場針對《喜》的爭議反映了怎樣的出版與書評生態(tài)？

01 爭論：“硬傷”的判斷與“爛書”的結論

批評文章撰寫者司馬少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訪時表示，他最開始時并沒想到魯西奇會回應自己的文章。他說，“我必須坦誠地說明這本書我并沒有看完，只是隨手翻了翻就看到十多處錯誤，于是把其中尤其明顯的錯誤挑出來寫了這篇文章。有些人在揣測我寫這篇文章的動機。我的動機說來很簡單，那就是看到一本由專業(yè)學者所寫的專業(yè)書籍，卻存在這么多低級錯誤，我覺得很可笑，就把文章寫出來了。對我來說，這最初只是吐槽性質，沒想過會有這么大影響力。魯教授的回應，在我的預期之外。”

魯西奇回應后，司馬少補充更多證據撰寫了第二篇批評。“魯教授如果不回應，我完全能夠接受。但他回應了，卻又不肯承認全部錯誤，也沒有舉出證據來證明那些他聲稱‘可以兩存’的說法真的足以‘兩存’。這一點我是不能接受的。”司馬少在采訪中表示，“有很多人依據他模糊的‘可以兩存’，來指責我動機不純、用心險惡，說我不夠禮貌，胡亂地攻擊一個名教授。實際上，你要指出一個教授的書里存在大量低級錯誤，這件事情是天然不禮貌的。”

圍繞司馬少文章的爭議，主要集中于他在標題中對《喜》下的“爛書”定論。有一派觀點認為，不能因為書中出現(xiàn)的幾個訓詁“硬傷”就否定整本書的價值。司馬少對此并不認同：“魯教授這本書寫的是秦朝的歷史，但他書中的錯誤顯示出他恐怕看不懂《史記》《漢書》《戰(zhàn)國策》這些古書?！彼抉R少舉例稱，“當真熟讀《史記》《漢書》的話，不可能沒見過‘若’字作‘或’解的這種用法，不可能不知道‘窮巷’是什么意思。他所引用的那段秦簡中的‘亡’字也不是指死亡，而是指逃亡，如果常讀那些古書，一定可以輕松理解這個‘亡’字?！?/p>

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對魯西奇整個研究的價值判斷。司馬少認為，“我很難相信他在看不懂古書原文的情況下，能做出什么突破性的研究。比如說他研究喜這個人物在縣中做小吏，講到縣廷長吏時，卻連縣令和縣丞的關系都搞錯了，那他這書的意義在哪里呢？”

書評人維舟也在豆瓣上參與了此次討論。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訪時，他指出，事情的關鍵在于司馬少點出的錯誤多大程度影響了全書價值。在他看來，“這些錯誤并非全局性的，比如推算劉邦年齡看錯了行，其實是屬于編輯層面的錯誤，好點的編輯甚至可以幫他糾正過來?！币源耸聻槠瘘c，維舟也聯(lián)想到了一些漢學家的研究爭議：“很多人譏諷漢學家‘缺乏基本功’否定其學術價值。這是‘漢宋之爭’的變形，過于重視理論可能失之疏闊，但斤斤于細節(jié)則或成饤饾之學。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雞同鴨講，在意的不是通過批評形成對話，推動學術，而是確立自身范式的正確性?！?nbsp;

針對維舟提出的應從多個維度評價一本書的看法，司馬少在采訪中表示了認同，但他也認為即便從結構、思維等方面來看，《喜》也沒有可取之處：“魯教授自己在序言里面也說，他只是把零星的材料串聯(lián)起來，可能是描述了一個喜根本就不認識的世界，喜也很可能會否認書里寫的那個人是他自己。魯教授這本書只不過是以喜這個人物作為一個框架，然后把他所能找到的資料都堆在上面，看到什么就考證什么?！?/p>

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博士后陳翔也在豆瓣上多次參與了針對《喜》的討論。他在采訪中提出，司馬少的第一篇批評可以看作兩部分，首先是所謂“硬傷”部分的批評，“對訓詁的批評基本我都贊同，里面提到的‘若’和‘門桑十木’我之前也注意過，所以可以看到這類訓詁的錯誤是比較明顯的?！绷硪环矫?，他不贊同司馬少對該書形式的批評：“喜并沒有在正史上留下記載，只是在墓葬簡牘里有這些信息，誰都沒辦法僅憑這些材料把喜的世界和生命史復原出來。類似的寫法還有羅新的《漫長的余生》，你會發(fā)現(xiàn)中間也有很長的篇幅基本離開了他寫的主人翁，這是沒有辦法的事?！?/span>

歷史從業(yè)者小月（匿名）在采訪中提出了一個業(yè)內視角：史料疏漏對歷史研究是否為“硬傷”，要根據不同歷史著作來看?！坝械臍v史學著作是對事實的全面還原，比如茅海建老師做的鴉片戰(zhàn)爭研究，很注重史料的基本事實的呈現(xiàn)。但也有些書更注重方法論層面上的突破，比如像阿利埃斯的《兒童的世紀》、?？碌摹动偘d與文明》，這些書同樣受到過材料準確性的質疑，但其在方法論意義上的開創(chuàng)性貢獻是不容忽視的。”他也認為，“不少人提到了《喜》在寫作中的新方法、新實踐，并對其表示肯定，但這些評論并沒有對這些新方法、新實踐進行更明確地解釋。史實上的批評對本書影響有多大，要對本書進行更全面、細致地分析后，才能知曉?！?/p>

界面文化也通過電話聯(lián)系到了《喜》的作者魯西奇本人，他表示已經做出全部回應，不再額外談更多看法。

02 反思：錯位的營銷與缺位的書評

在第一篇批評文章中，司馬少除了批評“硬傷”，還提出《喜》的閱讀體驗對普通讀者而言并不友好。他在接受采訪時說：“在豆瓣短評中可以看到，很多讀者都覺得這本書的可讀性非常差。有些讀者可能會覺得是自己水平不夠才看不懂。但我必須說，這不是讀者的水平不夠，而是作者寫得不夠好。”他舉了書中第一節(jié)考證喜身高的例子：“按說喜的骸骨已經被挖出來了，棺材的長度也有發(fā)掘簡報可以查到，僅僅是判斷喜的身高，沒有必要寫這么多。但魯教授卻把秦代很多人的身高拿出來排比，完全沒有剪裁，這是在無節(jié)制地堆砌材料。”

陳翔則認為，問題的關鍵在于這本書定位的目標讀者是誰，如果作為大眾讀物出版，可讀性就是需要考慮的方面。他指出，在“上海書評”發(fā)布的文章 《魯西奇、羅新談秦吏“喜”與他的世界》 中，魯西奇在開頭部分做出過說明，自己并沒有把這本書當普及讀物寫。“所以我覺得問題的關鍵是出品方在做宣傳、豆瓣簡介、編輯推薦的時候，似乎有把包裝宣傳往一個普及性讀物上引的傾向，導致普通讀者或哪怕是我這種屬于專業(yè)內的讀者，看到之后也覺得有落差?！?/span>

從事歷史出版七年的編輯小京（匿名）在界面文化的采訪中談到，作為編輯，她并不反感歷史學術讀物以大眾化形式包裝的做法，“一本好書能破圈引起更多關注，無論從社會效益還是經濟效益看，總歸是好的……作為編輯，我覺得書賣出去，就是成功。當然，一旦采取這樣的做法，出版社可能要做好應對輿論風險的準備。”對于《喜》來說，她認為這本書的錯位營銷、過度營銷在短時間內可能會引發(fā)一些普通讀者的不滿，讓讀者打低分，但這或許只是短期的：“我還是相信，從5年或10年的周期看，剔除了嘈雜，好書是不會被埋沒的。”

在出版業(yè)之外，維舟也就這一爭論思考了當下國內書評的生態(tài)。他發(fā)現(xiàn)，讀者對書籍的評價普遍有兩種傾向：一是將評價視為單純的趣味問題（“它不合我口味，所以它不好”）；二是類似于某種道德評判，“好”意味著完美無缺，見到某點疏漏就傾向于否定全部。

維舟也在采訪中也談到，非科班出身的讀者如何盡量公允地評價一本專業(yè)書籍，最主要的幾點是一本書是否提出了新的見解，豐富了我們對歷史的認識、在學術史上有沒有承接起巨大的轉變。他以兩本書為例做出解釋：“去年國內引進的《奶酪與蛆蟲》，豆瓣上很多短評都認為這本書太平淡。但它的問世代表了學術視角的轉換，對當時歷史學界來說，展示出微觀的世界本身就是非常大的創(chuàng)新。還有一本書是《檔案中的虛構》，有些讀者覺得無非就是檔案中的赦罪故事，但這本書的貢獻不在于敘述某些歷史事件，而在點出檔案本身有視角，檔案材料并非客觀真實的，這對實證主義者來說是非常驚人的，在學術史上有巨大意義?！?/span>

維舟認為，《喜》的爭議也呈現(xiàn)出，中國并沒有一個專業(yè)的批評界，不同圈層之間互相割裂，真正健康的對話很少。他指出，一個理想的書評生態(tài)，是學術作品不在小圈子里自娛自樂，作品能深入淺出，讓公眾感受到學術的價值；專業(yè)批評界有公信力，可以發(fā)出自己的聲音；讀者也有一定的鑒賞能力。維舟說，“這涉及到一個社會需要什么樣的文化產品，能不能有一種健康的公共生活。不然就是一頭就是艱深的學術界，普通讀者根本讀不懂，一頭就是像消費品一樣的低質量的流行讀物?！?/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