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根據日媒NHK的消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于3月3日在日本逝世,享年88歲。
大江健三郎長篇小說《個人的體驗》的譯者、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王中忱告訴界面文化,“作為大江先生的讀者和翻譯者,雖然不無預感,畢竟高齡老人了,看到消息,還是萬分悲痛,腦子一片空白,不知說什么好。”在他眼里,“大江先生毫無疑問是一個偉大的作家、一個思想型的作家,同時也是充滿溫情和愛心的人。他不時為人類的危機提出警示,但他從沒有把自己想象為超然物外的先知,他就站在我們普通人中間。”
《個人的體驗》的主要情節(jié)是年輕的父親“鳥”,面對出生便帶有身體障礙的嬰兒,內心感受到了苦惱和彷徨,但他最終選擇承擔責任,和嬰兒共生。“小說在日本出版于1964年,當時就有知名作家和評論家給予惡評,認為大江寫了一個大團圓結局。但大江反駁說,選擇和有身體障礙的嬰兒共生其實是更艱難的路。”王中忱告訴界面文化,這部小說是以大江本人為原型的,“他陪伴著兒子一路成長,還從兒子身上發(fā)現了一般所謂健康人身上少見的天分和美好品行,在和兒子共生過生中提升了自己,這本身就是一部感人的詩篇”。
王中忱曾為《個人的體驗》寫過一篇解讀,文中談到,如果從1957年發(fā)表短篇小說《奇妙的工作》算起,至《個人的體驗》刊行,這八年間大江出版的中短篇小說集和長篇小說合計約有十部之多,這些作品的人物和情節(jié)的設定,大都在表現“二戰(zhàn)”后成長起來的青年所感受到人生的荒謬和無奈。大江曾自述自己青春的前半段是在薩特的影子下度過,王中忱認為,大江首先是在一種否定的精神狀態(tài)中和薩特獲得共鳴的。他在少年時代經歷過“帝國日本”的思想禁錮,戰(zhàn)后也不斷體會到日漸保守的日本社會的壓抑,“在如此處境之中,他從薩特文學里汲取啟迪和靈感,無疑是非常自然的。”
然而,《個人的體驗》卻暗示了長期以“否定性”為文學主題的大江,試圖轉而展現肯定性“希望”主題的艱難。該書絕大部分篇幅都在描述“鳥”面對腦部患疾的新生兒產生的恐懼、掙扎甚至逃避,直至最后一章卻陡然轉折,“鳥”終于想要“結束一直倉皇奔逃的男人的生活”,決意和孩子共同生活下去。那么,該如何理解評論家批評的“大團圓”結局,以及這一轉折對大江健三郎的意義呢?
《選擇“共生”、非“我”的敘述者與人文主義傳統(tǒng)的重建》(節(jié)選)
文 | 王中忱
《個人的體驗》于1964年出版后即獲得新潮文學獎,但針對小說最終的情節(jié)設計:“鳥”決意和腦部患疾的嬰兒共同生存,卻出現了很多批評意見,連新潮獎的評委山本健吉、中島健藏都認為小說的結尾處理得過于簡單,龜井勝一郎甚至認為大江以此顯露了一種“宗教和道德式的怠慢”。作家三島由紀夫亦曾對這一結局提出過批評,這件事后來甚至被大江寫進另一部小說里(《寫給那令人眷戀的年代》)。據笠井潔分析,三島主要不滿大江通過鳥的突然轉變輕易消解了人物認識與行為的二律背反式命題,而這一命題,恰是三島本人長期苦苦探索不得解脫的。這些批評當然給大江以強烈刺激,但他認為小說結尾“鳥”所做的抉擇是勢在必然。
……
大江的自我辯解文章里說到,恰恰是因為“多年來熱心閱讀存在主義小說”,使他堅信“鳥”的“戲劇性的心理轉變”是理所當然的。這提示我們,大江對存在主義文學的共鳴并不限于否定性的一面,至少在寫作《個人的體驗》期間,他已經轉而從中發(fā)現了肯定性的資源。
非常有意思的是,大江的這種轉變,和后期薩特自己努力擺脫存在主義的否定性思維,實現立場轉變的路向是很接近的。首先,如前所述,薩特的存在主義文學,本來就是在抵抗納粹運動的經驗中產生的,在作品里展現人之生存的無奈,從另一面說也是在召喚反抗既存現實的積極行動。其次,“二戰(zhàn)”結束不久薩特發(fā)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1946),已經開始從積極的意義上重新解釋存在主義,而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薩特不僅積極提倡“介入的文學”,更直接投身政治抗議,站在弱勢民眾一邊反抗國家強權,猛烈抨擊法國的殖民主義政策,支持阿爾及利亞的民族解放運動。
從這樣的意義上說,青年大江的精神狀態(tài)和薩特是頗為近似的。他早期的小說大都以訴說人生的荒謬和無奈為主題,但在同一時期,他又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大江大學畢業(yè),正當日本以岸信介為首的右翼政府強行批準《日美新安保條約》、各界民眾掀起大規(guī)??棺h的時候,他積極參加了群眾的游行集會,并發(fā)表了《民主主義的憤怒》等文章,批判政府踐踏民意的暴行。同時,大江的視野還擴展到國際,對在冷戰(zhàn)格局中被封鎖的社會主義國家表示了關注的熱情。1960年6月,他參加日本文學家第三次訪華代表團,來到和日本還沒有外交關系的中國。
這年秋天,大江參加了亞非作家東京會議,一位非洲記者問道:“通過安保斗爭,從最低限度看,獲得了什么?”這使大江想起了日本明治時期著名詩人石川啄木的名言。當時,石川感慨社會的渾濁和民眾的蒙昧,曾憤激地說:“我們日本的青年人,至今還不曾和強權勢力發(fā)生爭執(zhí)?!痹谝昧耸ǖ脑捄?,大江說:“五十年后的今天,我們可以說,日本的青年已經和強權勢力發(fā)生了爭執(zhí)。我認為,這種叛逆精神、抵抗精神,已經化成了我們的血肉?!?/p>
就在這一時期,大江嘗試把政治斗爭題材直接引入小說,在日本左翼進步政黨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被右翼少年刺殺之后不久,1961年2月,他創(chuàng)作并發(fā)表了小說《政治少年之死》,隱喻地表現了這一事件。日本右翼團體對作家和刊登該作品的《文學界》雜志施加壓力,威脅恫嚇。最后,《文學界》未征得大江同意,就發(fā)表了謝罪聲明。大江憤然抗議,卻引不起社會反響。以后,幾次出版小說集,《政治少年之死》都被出版社拒之集外。這讓大江切身體驗了所謂自由民主國家言論自由的限度。
大江不僅親近薩特的作品,也親近以斗士的姿態(tài)介入社會的薩特本人。1961年夏天,大江應保加利亞作家協(xié)會邀請到歐洲旅行,從東歐到蘇聯(lián),年底到達法國,正巧遇到巴黎民眾舉行反對政府建立秘密軍隊(OAS)的示威游行。大江擠進工人和學生組成的游行隊伍,和法國學生手挽著手前進。在游行的人流里,他發(fā)現了薩特。第二天下午,在巴黎的一家咖啡店,大江采訪了薩特。
但根據大江寫下的文字看,在采訪中兩人的話題并不特別投機。其時,大江是日本文壇風頭正健的新秀,雖然也參與社會、政治活動,但始終把自己定位在文學家上;而薩特則早已完成了主要的哲學、文學著述,正以一個反抗強權的斗士姿態(tài)活躍在國際舞臺上,關心的重點顯然更在政治方面。這次會面,薩特完全沒有談論文學,甚至對曾擔任他私人秘書的約翰·考剛剛獲得“龔古爾獎”的新作也不置一詞,這頗讓大江感到遺憾和失望。
在大江的文學道路上,這次和薩特的會面無疑是一個重要事件,標志著他們關系的重建。但會面以后他仍然關注著薩特的活動和著述。薩特常常成為他做出判斷和選擇的重要參照,反觀自身、自我反思時一根鋒利的針。在寫于1964年的《面對饑餓垂死的孩子,文學有何效用?》一文中,大江曾就此做了明確表述。這篇文章介紹了法國《世界報》登載的薩特采訪錄,以及另外兩名作家克洛德·西蒙、依布·貝爾吉對薩特的批評。
論爭主要圍繞文學的目的與功用展開,在回顧自己文學道路和人生道路的時候,薩特反省自己以前把文學絕對化、神圣化的傾向,承認:在饑餓垂死的孩子面前,《惡心》一類的作品是無能為力的。這是薩特的自我批判,也是對所有文學家的工作提出的嚴峻質疑。而反彈也就由此而發(fā)生。另外兩名法國作家,特別是依布·貝爾吉,在反駁薩特時明確地主張:所謂文學只能是個人拯救的嘗試,他甚至希望因此而能夠得到饑餓垂死的孩子的諒解。
大江之所以重視這場圍繞薩特展開的論爭并專門撰文予以介紹,顯然主要不是出自文學理論方面的興趣,而是和他自己的思想狀態(tài)有關。這篇介紹文字的發(fā)表時間,正好和《個人的體驗》的出版時間重合于同一月份,如何面對“垂死的孩子”,對大江本人而言,既是嚴峻的現實生活主題,也是嚴峻的文學主題,盡管他已經做出了明確抉擇,但誠如《另外一部〈個人的體驗〉》所說,大江深知小說的結尾并非一般所謂美滿的“大團圓”結局而只是“必須不斷地忍耐下去的生活”的開始。
2000年大江健三郎訪問北京,在一次面向青年學生的講演中,他從自己的精神形成史角度對《個人的體驗》進行了再闡釋。他說,當年面對腦部患疾的嬰兒出生這一現實,自己從大學時期所接受的歐美文學知識,特別是以薩特存在主義為主導的精神訓練突然顯得蒼白無力,他重新學習法國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傳統(tǒng),重新建構自己的精神?!秱€人的體驗》就是他思想中存在主義解體和精神重構過程的產物。當然,大江在講演里所說的,是薩特自己后來也反省的那種“否定性”存在主義。
結合大江的整體創(chuàng)作歷程看,《個人的體驗》無疑是一個轉折的標志,那個被稱為“大團圓”的結局,其實并不僅僅是寫作技巧上的特殊的“反高潮”情節(jié)設計,還是大江的思想轉變在文學上的表現,凝結著大江對存在主義的反思與揚棄,對人文主義傳統(tǒng)的再認識。在二十世紀世界文學史和思想史上,這無疑是一個有意義的事件。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致辭中,大江沒有談自己和存在主義的關系,而是特別強調了自己所受到的人文主義的影響,這是我們理解大江的思想和文學整體軌跡時應該特別重視的一條線索,并且這不限于《個人的體驗》,也不限于大江早期的寫作,甚至應該包括他那些充滿批評的社會活動。按照愛德華·薩義德的說法:人文主義不是固守某種經典;人文主義就是批評,并且是一個永無止境的揭露、發(fā)現、自我批評和解放的進程。
本文書摘部分節(jié)選自《個人的體驗》“解讀”,較原文有刪改,經出版社授權發(f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