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期主持人 | 林子人

這個月初我就打算做一個父親節(jié)選題，探討一下人們對父職的最新看法。但聯系了幾位社會學家朋友，他們紛紛表示沒有什么最新的研究可以與公眾分享。這其實與我的感知相符——在關于家庭或性別角色的研究中，學者們往往偏重研究母親/女性，單從近幾年的出版物來看，關于母親的研究、討論與反思層出不窮，比如《職場媽媽生存報告》《回歸家庭》《職場媽媽不下班》《成為母親的選擇》等等，但關于父親的嚴肅討論卻寥寥。

似乎，如今公共討論中關于“父親”的討論，不是關于父親的缺位（所謂的“喪偶式育兒”），就是關于反父權思潮下父親角色的病態(tài)和衰落。在“家國同構”尤為突出的中國社會，父親更是一個象征意味極強的身份，之前清露在《<漫長的季節(jié)>與“爹味”：為何東北故事執(zhí)著于書寫父親？》一文中對此有過一番非常有趣的探討。

那篇文章中的一個結論——“在《漫長的季節(jié)》和近年來其他東北敘事中，正因為父親是落魄無能的，在想象中確認父親的權力、確認父愛如山才格外重要”——讓我聯想到意大利心理學家魯格·肇嘉（Luigi Zoja）在《父性》中指出的“父親的悖論”：父親的角色其實比母親的角色更難邏輯自洽，這是因為孩子除了期待父親能展現出母親那樣的愛與關懷以外，也希望父親在社會生活中是一位強者，這意味著父親具有雙重性：

“在家庭內部，父親必須遵循一個道德正直的準則；但在社會上，他的行為首先必須與力量的法則相符，或者，更確切地說，有點類似達爾文的進化規(guī)律，也就是適者生存規(guī)律。”

肇嘉認為，雖然現代社會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的差異在縮小，男性也被期待承擔更多的育兒責任，但長久以來我們賦予父親的集體意象依然強大。我們的頭腦或許已經現代化了，但雙腳仍然牢牢扎根于父權制傳統的千年歲月之中。上海紐約大學管理與組織學助理教授Julia Hur近日發(fā)表于《性格與社會心理學公報》（PSPB）的一項研究在調查了美國受訪者后發(fā)現，人們通常認為性別平等等社會公正議題正在改善，社會是線性向上發(fā)展的，但他們往往高估了社會實際取得的成果。在這樣的現實下，我們要如何討論“父親”？好父親是有可能存在的嗎？

01 父親不會道歉，不會示弱

林子人：父權是不會認錯道歉的，第一次讓我意識到這一點的是我爸。即使是諸如打碎了我心愛的杯子這樣的小事，即使我哭得不行，他都不會把“對不起”說出口。如果我發(fā)脾氣，一向被認為是好脾氣的他還會轉瞬擺出兇狠表情、提高嗓門，試圖把關于這件事的協商一錘定音。

徐魯青：我最大的感受是，父權是不會示弱的。小時候不明顯，但近幾年注意到我爸的口頭禪是：“要是你當初聽了我的……”“你看吧，我早就說過……”“你要是聽了我的少走十年彎路……”我開始意識到，父輩們很渴望證明自己能用上帝視角俯瞰我的人生，并指引出一道最正確的路，或許是能從中自證強大？說起來父權真的是深深慕強恐弱的啊。

尹清露：我跟我爸的權力關系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小時候他工作很忙，所以我們比較疏遠，印象中他說話多用否定句，最常見的是“你不懂”。我小學時作文得高分會很驕傲，他隨即反駁，“你沒那么厲害（大意）?！爆F在他也習慣性用否定句，但聲量減弱了，我也早已明白很多事情并非如他所說。我想，他應該是變得更脆弱和害怕孤獨了吧，比如我現在每次假期回家他都是最開心的那個人，也最喜歡張羅著做紅燒肉或油燜大蝦。事實上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權力潮漲后便是潮落，但潮落后的父親要去往哪里，真是讓人不忍細想的問題。

02 所謂“爹味”，是不經反思的權威以及對手中權力的濫用

潘文捷：在中國文化里，父親就是要掌控全家的人，說難聽點是控制狂，好聽一點就是子人說的“足以提供庇護的強者”。我爸心目中的自己肯定也是如此偉岸，也可能是他認為身為父親必須如此。無論是幫我做奧數，還是養(yǎng)花養(yǎng)寵物，或者家人生病，都會顯得信心十足，掌控全局，聽他的準沒錯。

如果全部按照我爸的描述，那么他是理科天才，是管道修理小能手，還是本小區(qū)的農業(yè)大亨，甚至能擔任全科醫(yī)生分分鐘對癥下藥不用跑醫(yī)院，被我媽譽為“知了”。比如說他會說，這題別做了，爸爸也解不出來，必然題目有問題。比如說他非要自制肥料秘方，熏得小區(qū)居民到我家門口探頭探腦，最后植物也沒養(yǎng)活。這些都還算可愛，不可愛的一面就是意識不到自己的認知存在局限，信心十足一不小心就變成了剛愎自用。如果還要求家人必須聽他的，那就更可怕了，就真的成了“爹味”。

董子琪：當我們批評“爹味”時，大概是批評不經反思的權威以及對手中權力的濫用吧。回到《漫長的季節(jié)》中來，我其實對于王響這個角色有著同情，并試圖去理解他。王響對內的專橫與對外的謙和仿佛是矛盾的，但這不正提醒我們，一個好公民在家也可能是一個暴君嗎？很多父親或者家長身上都會體現出這樣的沖突。

前天剛看了一部伊朗影片叫《金幣灰黃》，講的正是女兒對父親的反抗：在一個由小康墮入困頓的家庭當中，性格潑辣到被父母貶為“潑婦”的女兒，想要帶領著失業(yè)或無業(yè)的四個兄弟擺脫經濟困境；可是年邁的父親對于子女的處境完全無動于衷，他極度迷戀在家族群中的位置，為了獲得族長的地位，甚至愿意豪擲幾十枚金幣給他人當新婚禮物，女兒想要偷偷掉包父親的禮物，用金幣買一間商鋪。

電影比較好的地方是呈現了這個女兒在父權家庭中所承受的壓力，她的堅強并不是從天而降的品質，而是從惡劣的環(huán)境中磨煉出來的。她知曉父親的為人，沒有經濟頭腦、在乎他人看法、想要成為家族權威，所以才用理性與利益的思維作為武器——雖然這么做來難免受到父母的詛咒。因為她那個哆哆嗦嗦的、心臟裝支架的父親，畢生愿望就是當上族長，即便他的選擇是愚蠢的，兒女為了孝順也得遵從啊。所以說，父親即使沒有半點財富與權威，也可以通過“可憐”、“年邁”、“一生不得志”讓兒女聽話。整個影片的高潮就是她站在母親的面前，震耳欲聾地說出：“你最愛你的丈夫， 其次是你的兒子，至于女兒，你給她繼承的只有痛苦?！笨催@一幕的時候，我還在想，這樣可以嗎？這樣跟父母說話真的沒問題嗎？直到聽到滿場的掌聲，心中的壓力才得到了一點紓解。

徐魯青：像子人說的，現在越來越多女性學者開始研究母職/職場女性/主婦，卻比較少看到男性反思討論父職、爹味、男子氣概的問題。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訪的時候，上野千鶴子談及了對男性如何關聯女性主義的看法，認為男性不應該把自己視為女性代言人，而是要以當事者的身份，覺察和反省自己的立場，進行“男性研究”。

很慚愧，這是我第一次知道“男性研究”（masculinities studies）?？戳艘幌氯毡緦W界的動態(tài)，這一研究領域便包括了在國內很難找到的“父職”，除此之外還有“家暴與男性氣概”、“自殺率與男性文化”、“戰(zhàn)爭與男性”等等豐富的話題。長期以來學術界用男人的語言講述一切，男性一直被視為標準，而非一個“有性別的存在”，男性研究即是將男性看作一個和女性等同的研究對象，而不是理所當然地等同為“人”。如果我們的學院研究很難找到相關探討，也是男性學者們需要反思的地方。

03 改造“好父親”是家庭的事，也是公共的事

林子人：印象中，民國時期的男性知識分子似乎反而對“何謂男性”“何謂好父親”有更多的反思？在中西思想激烈碰撞的年代，一些男性知識分子開始主動思考，從自己開始改變對待下一代的方式，從自己開始發(fā)起“家庭革命”。

董子琪：魯迅就寫過《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主要提出了生命要進化、要發(fā)展的理念，父親對于子女應當有愛，“應該健全的產生，盡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潘文捷：說到好媽媽，大家都有一系列固定印象，“好父親”則面目模糊。甚至在有些人眼里，不出軌不賭博已經是好父親了。有的爸爸對婚姻不忠但對待孩子溫和，也會被說雖然作為丈夫不行，作為父親也還不錯啊。又比如，做了全部家務的18%算不算好父親呢？好父親的標準有點兒低。這里暫且把深度參與子女照料和家務勞動的父親算作好父親吧？

說著“我一定要事業(yè)成功”的女性到處都是，可是說著“我一定要一起照顧孩子”的男人還是很稀缺呢。職場爸爸多大程度上分擔家務育兒，不僅取決于他自己的性別意識，也會受到外部環(huán)境的制約，比如說工作的時長、上班通勤時間、失業(yè)的風險等等。上野千鶴子所說的 “一人一殺”指女性承擔起對家庭成員的思想改造工作，但是光是思想改造，沒有相應的條件和環(huán)境也是困難重重。

徐魯青：文捷提醒了我“一人一殺”需要付出很大的勞動成本。勇敢的、精力充沛的女性可以給丈夫思想改造，但大多數女性不這么做是因為代價太大。我曾和我媽說要督促爸爸做家務，我媽說有這個時間和精力，還不如自己直接做掉簡單省事。要嘶吼一百次把掃帚塞到男性的手里太讓人絕望了，所以從小到大我從沒有見我爸拿過掃帚，他親自下廚房做飯可以收獲一桌贊美，很顯然都覺得這是他“額外的付出”。

改造“好父親”是家庭的事也是公共的事，完善的照料體系一定是由國家、市場和家庭共同參與提供支持的，往大了說男性育兒假有多少天、該怎么放，往小了說男員工因為孩子生病請假會不會被覺得奇怪，女員工是不是總是被設想要提早下班接孩子?！袄硐牍蛦T假設”設定的是沒有家務負擔的男性才是最優(yōu)質的雇員，男性身份往往意味著工作時間長、能夠全職工作，所以父親的角色在大多數工作場域是被忽視和排斥的。父職建構無處不在，光靠“一人一殺”真的困難重重。

尹清露：如何培養(yǎng)好父親并讓父親有所改變，似乎既指望于父親的反思能力，又要依賴于子女或妻子的示范作用。我最近看美劇《了不起的麥瑟爾夫人》最終季，非常動容于米琪的父親安比的一番自白：他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終身教授，相信只有家中長子才能繼承高智商基因（畢竟那是60年代），因此忽視了對女兒的教育，直到他發(fā)現米琪才是那個強大的人，是那個不斷開拓脫口秀事業(yè)并永不輕言放棄的人。安比懊悔地說：

“我們男性把持了太多事情，但我們的集體失明造成了很多傷害，就像從媽媽的子宮里出來，卻要去教媽媽怎么處理臍帶?！?/span>

應當注意的是，這番發(fā)言的前提除了女兒自己有所成就（這一點就并非誰都能做到，也不應該苛求女兒做到），也有安比經受的職業(yè)滑落——曾經是大學教授，現在卻在工資較低的雜志社工作，也就是說，似乎只有父權的衰落才能令父親迎來遲來的頓悟。但是安比善于自省，這又不是每個父親都擁有的特質，想想《漫長的季節(jié)》中的王響就明白了，他頑固執(zhí)拗、至死也沒能忘記美好的舊夢。所以，“集體失明”一詞用在這里多么合適——提到父親時大家往往語塞，“父愛如山”過時了，新的陳述和相關研究還未形成，細想起來，還不是因為此等盲目的父權仍很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