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董子琪

編輯 | 黃月

當生活陷入僵局，無所事事竟成了一種自我成就的有效方式。在《什么都想做，什么都不想做》（Not Working）一書中，倫敦大學文學教授、精神分析學家喬西·科恩（Josh Cohen）將不工作的人（inertia）分為四個類型：倦怠者（burnout）、懶蟲（slob）、白日夢想家（daydreamer）以及游手好閑者（slacker）。

倦怠者開始被盲目的沖動驅使去行動，卻猝不及防地脫軌，沉入地底，在日本屬于蟄居一族。懶蟲活躍在我們熟悉的兒童動畫片里，他們是史努比、加菲貓，公開好吃懶做，恬不知恥地拒絕工作。與受到地心重力拉扯的前兩者相比，白日夢想家和游手好閑者更有脫離重力、超越現(xiàn)實的沖動——白日夢想家鎖上了房門，拒絕響應社會現(xiàn)實；游手好閑者從規(guī)律的生活中退出，按照自己的節(jié)奏生活。這四類人各有其特質，彼此也有重疊的部分，但都證實了從“永動的慣性”中停下來的意義。 

將疲倦作為起點

被視為倦怠者的蟄居族或許能讓我們重視當下社會與文化的頑疾，作者引用齋藤環(huán)《蟄居族》的觀點認為，蟄居是對個體差異和個人異見遭到抑制的沉默抗議和絕望表達。人們借由蟄居族展開反思：當下的社會是否要將所有人都變成蟄居族呢？雖然大多數人的癥狀沒有那么極端，但內心深處都有一個與蟄居族深有共鳴的秘密角落。

人們一方面對坐享其成的懶蟲感到懊惱，另一方面又讓許多懶蟲成為了經典文學人物：岡察洛夫的《奧勃洛莫夫》書寫了一位常年躺在被窩里、將自己裹成一團繭的特殊人物，他拒絕朋友起床擁抱生活的建議，將躺著當做人生的正常狀態(tài)。長臥于床的奧勃洛莫夫也成為了“躺平派”著名代表人物。為躺平辯護的貝恩德·布倫納說，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奧勃洛莫夫——他怠惰乃至多余，但因怪癖使人尚存一絲同情。

狄德羅筆下的拉摩是另一位著名懶蟲。在小說《拉摩的侄兒》中，拉摩秉持快樂至上原則，而非刻苦忍受、自責自省，他無恥宣稱想要吃珍饈佳肴，睡彈簧軟床，通向生命的平靜終點。

白日夢想家看似生活的逃兵，卻極具創(chuàng)造力，創(chuàng)作出了屬于自己的具有無限可能的現(xiàn)實。美國詩人艾米莉·迪金森退回到自己的臥室里，并不是退縮到無精打采的休止狀態(tài)中，而是以隱居來超越塵世的種種法則傳統(tǒng)。

至于游手好閑者，他們冷漠、多疑，遵從自我的節(jié)奏，拒絕行動和明確的目標，從而得以保留自己的個性。在抵制教條和信仰狂熱時、在對社交媒體的意見領袖保持謹慎時，冷漠和多疑都成為了美德。喬西·科恩本人即是游手好閑者其中一員。讀博士時，他曾因缺少目標、無所事事而神思迷茫，后來才發(fā)現(xiàn)自己的好奇心與固定的工作安排并不協(xié)調，工作效率并不是靠自律鞭策出來的，而是由無紀律激發(fā)出來的，所以他并不應該為浪費時間與金錢而焦慮。

“我讀書、思考、寫作，有時是心血來潮，有時是通宵達旦，有時是利用一刻鐘的茶歇時間，有時是放空一周后自然而然的成果?！痹谂εc任其自然之間，科恩選擇后者。他認為努力反而會限制創(chuàng)造力的發(fā)展，“我們努力認真的觀察、傾聽和思考模式幾乎不可能把我們帶到未知之地?！?這或許與也長期處于憤怒倦怠、等待靈感降臨的杰夫·戴爾有共通之處——戴爾稱，事后想起來那些偉大的時刻，都是對無所事事的日子的回響。

被剝奪的單純和慵懶

喬西·科恩思考的問題之一是，為什么停下來如此艱難？“強制樂觀主義”是他發(fā)現(xiàn)的思想特征之一。如今充斥于廣告、心靈雞湯讀物之中的是“活躍”、“責任心”和“積極主動的聲音”，即使是領取求職公益津貼的人也要證明自己付出了積極的努力，不管求職者多么沮喪，他都必須讓自己適應這套“強顏歡笑、積極進取的繁文縟節(jié)”。而這種文化導致了大眾的冷漠，即使感受到了意義與欲望的喪失，也不敢站出來反對對不夠積極者的譴責。

在當下社會中，我們需要不斷去選擇、站隊、參與和取舍，在所謂的“選擇的暴政”下，人們被刺激過度以至于神經衰弱?！懊總€人都可以成為他想成為的人”這一點引發(fā)了強烈的躁動不安。在《憂慮》一書中，弗朗西斯·奧戈爾曼已經證明當代的市場經濟塑造了選擇的精神，社會鼓勵人們主動選擇，甚至控制自己的長相與脾氣（借助整形術和脾氣管理課程），后果就是選擇者需要自行承擔成敗，自由的選擇孕育著更多的內疚與自我責備——自我批評取代了社會批判?？贫髟龅竭@樣的病人，“你可以做想做的任何事”被注入了病人的內心，成為了讓她百爪撓心的內在訴求。

對行動、目標的執(zhí)著同樣塑造了人們的生活，當人們堅持用密集的日程表安排計劃自己的行動時，就剝奪了“最單純的體驗，即存在（being）的體驗”。關于存在，他解釋道，身心的忙碌加深慣性般的一成不變，未知和以外也就無法闖入，存在即是治療這種慣性的良藥。作者以奧斯卡·王爾德反對行動派，稱狂熱的行動只是在巧妙地掩蓋自身的空虛，行動是無事可做之人的避難所。天職觀將工作從實用的謀生手段轉變?yōu)樯袷サ哪康?，而人的本質是工作的信念也意味著人們需要為了履行職責，適應不屬于自身的節(jié)奏，壓抑住任何與此無關的、無用的沖動。

“這意味著要置身于水泄不通的車隊里，或是在擁擠不堪的站臺上等待晚點的火車，這意味著努力讓身心適應鍵盤、收銀機的節(jié)奏，這意味著要在緊迫的截止日期內完成任務，壓抑任何想要小憩或散步的沖動。我們之所以不喜歡勞動，是因為勞動讓我們以不屬于自己的方式過活?！?/p>

喬西·科恩寫道，這也確保了一種始終無法專注的文化，靜止不動、虛度時光的空間消失，事物的真正“關機”狀態(tài)不見了，人類生命的每時每刻都像在打卡，無所事事、無所作為會引來恐慌。

行走也成為了不工作與反工作的行為，因為人工作應當為了生產，而行走是沒有財富產生的死寂時段。即便倡導“慢生活”，也是為了人作為推動任務的工具性生物的觀念，慢下來，不是為了一路狂飆的生產效率踩剎車，而是為了更健康的身體和清晰的思緒，為了成為更好的職員、父母和愛人——也就是，有用。

但有效用真的如此重要嗎？就像熱愛漫步而非勞作賺錢的梭羅早就寫下的， 成年之后，人好像被派上了特殊而小氣的用場，在窮其一生貫徹某種特定的部署，因而不遑四顧，以領會生活和生命的諸種事項。喬西·科恩最懷念的也是童年時趁著病假在家躺在柔軟溫暖的沙發(fā)上目無目的地瀏覽電視，電視播放什么內容他并不在意，只是想念“被簡化到只剩下身體最基本滿足感的生活”。他認為人們在童年時都曾是懶蟲，就像動畫片里的史努比和加菲貓一樣，只是不情愿地在成長中適應了現(xiàn)實的條條框框，懶人的童話從此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