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憑借《重建：美利堅未完成的革命》《美國自由的故事》等重要作品，美國歷史學家埃里克·方納成為“新美國史”的領軍人物。就研究旨趣而言，他關注少數(shù)族裔和邊緣群體，關注美國激進主義傳統(tǒng)如何推動了自由的實現(xiàn)，確實符合新史學潮流。但與“新美國史”的碎片化、去政治化傾向不同，方納的研究始終有宏觀視野和政治性特征。本文從他的問題意識和學術抱負出發(fā)，將其寫作視為對現(xiàn)實政治的回應和歷史學家的社會責任擔當，即借著“對歷史的公正欣賞”，為創(chuàng)造一個更自由、更平等和更公正的社會作出貢獻，由此來整體把握方納的史學。

《方納的史學》

文 | 杜華（《讀書》2022年3期新刊）

二〇一七年三月，美國歷史學家埃里克·方納（Eric Foner）應北京大學“大講堂”講學計劃的邀請，就奴隸制、廢奴運動、內(nèi)戰(zhàn)與重建等主題做了四場學術講座。王希教授將其譯為中文，并收錄數(shù)篇相關文章，輯為《十九世紀美國的政治遺產(chǎn)》一書。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方納一直站在美國史學的前沿，憑借多部高水平著作構(gòu)建了一個恢弘的史學體系，影響乃至重塑了諸多重要的學術領域。這部新作雖然看起來不算“厚重”，卻能幫助我們理解方納史學的基本特征。

“霍夫斯塔特問題”

一九七〇年，方納憑借《自由土地、自由勞動、自由人：內(nèi)戰(zhàn)前共和黨的意識形態(tài)》一書在美國史學界嶄露頭角。在此后五十年里，他出版了二十六種學術專著和編著，發(fā)表二百零九篇專業(yè)論文，并獲得班克羅夫特獎（兩次）、普利策獎、林肯獎等學術大獎。

二十世紀以來，美國史學界的一大特點是具有強烈的趨新求變的沖動，每一代年輕學者都以“解構(gòu)”既往學術作為起點，試圖在視野、路徑、方法、解釋等層面上挑戰(zhàn)和超越前輩學者。過去的半個世紀，各類“新史學”更是不斷涌現(xiàn)，社會史和文化史交替引領學術風潮，“語言轉(zhuǎn)向”“跨國轉(zhuǎn)向”“身份轉(zhuǎn)向”等各種新趨勢令人目不暇接。在這樣一個劇烈變動的學術語境中，成名學者往往很快就成為“明日黃花”。方納何以能夠長久屹立于學術風潮呢？ 

問題是現(xiàn)代史學的核心，是構(gòu)建史學敘事的組織性因素。法國學者安托萬·普羅斯特曾說，“在構(gòu)建歷史的過程中，問題具有決定性的地位”，“在某種意義上說，一部歷史著作的價值就在于其問題的價值”。因此，從問題意識入手，或許可以破解方納學術“神話”之謎。方納在書中坦承，他深受其導師、著名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的影響，終身都在研究“霍夫斯塔特問題”（Hofstadter Issues）。這些問題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主題較為宏大，二是關注“政治化的社會”和“社會的政治化”過程和問題，尤其是“政治思想、政治行動與社會現(xiàn)實的關系”。這一問題意識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方納獨特的治史風格——新舊交融。方納步入史壇之際，恰逢美國史學新潮澎湃之時。在民權(quán)運動、反戰(zhàn)運動、女權(quán)運動等各種社會抗爭運動的推動下，多元文化主義和女性主義逐漸成為時代精神，推動學者重新解釋美國歷史，形成了“新美國史”的史學潮流。“新美國史”在諸多方面推動美國歷史研究發(fā)生重大變革，比如強調(diào)自下而上地看待歷史，關注少數(shù)族裔和邊緣群體，將種族、性別、階級作為基本的分析范疇。方納是這一學術潮流公認的領軍人物，其代表性著作《重建：美國未完成的革命》堪稱“新美國史”的扛鼎之作。但是，就選題而言，方納與時代潮流似乎并不完全合拍。

“新美國史”的突出特征是選題越來越專題化，偏重就專門而細小的問題來展開研究。這一研究取向確實極大地推動了研究的深化，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碎片化”問題。學者們只關注自己所研究的狹小領域，缺乏跨領域?qū)υ挼囊庾R和能力，歷史著述淪為“專家之間的對話”，缺乏足夠的影響力和生命力。對“霍夫斯塔特問題”的關注，使方納在學術生涯的前期，就成功避開了這些問題。他所關注的問題，比如共和黨的興起與內(nèi)戰(zhàn)起源、托馬斯·潘恩與美國早期激進主義、黑人與南部重建，與前輩史家相比，可能稍顯中觀，但較之同時代學者，已然頗為宏觀。在學術生涯的后期，他關注的也是林肯、廢奴運動、重建與憲政等在視野和意義方面都具有重大影響的問題，并嘗試為美國歷史提供一種以“自由的競爭”為線索的整體性敘事。這種宏大的學術視野，使方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專題研究的褊狹，為美國歷史提供更富洞見性的結(jié)構(gòu)性敘事，這也賦予了他的作品以更為寬廣和持久的影響力。

“新美國史”的另一大特點是“去政治化”。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隨著社會史和文化史異軍突起，政治史急劇衰落和邊緣化，“政治史死亡”的論調(diào)不絕于耳。方納卻反其道而行之，始終將政治作為研究的中心。早在一九八一年，他就明確指出，政治始終是人類社會的核心因素，新社會史因有意“去政治化”而失去了更大的語境，無法賦予其研究對象以更廣闊的內(nèi)涵。在其學術生涯中，方納始終對被新史學“拋棄”的政治精英抱以極大的興趣，并密切關注民族國家、政治事件、政治組織，這些都是經(jīng)典政治史的核心考察對象。與此同時，方納也著力拓展政治史研究的邊界和路徑，關注權(quán)力在公民社會中的運行方式，以及社會權(quán)力與制度性權(quán)力的互動。通過這一路徑，方納成功地把黑人逃奴、廢奴主義者、共和黨的激進派、女性改革家等傳統(tǒng)政治史上的“失蹤者”納入到全國性政治的敘事之中，發(fā)掘出他們對美國政治制度和理想的深遠影響，深刻地揭示了精英與民眾、社會與國家、激進主義與主流觀念在美國民主政治中的復雜關聯(lián)。對“霍夫斯塔特問題”的持續(xù)關注，使方納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美國史學界過于追逐時尚和標新立異的弊端，以相對“保守”的學術姿態(tài)創(chuàng)造了更具生命力和廣泛影響的作品。而且，隨著綜合性敘事的興起和政治史研究的復興，宏大視野和政治議題這兩個“霍夫斯塔特問題”中的“保守”因素，在近年來又成為美國史學的新潮流。 

那么，在美國早期史中，最重要的“霍夫斯塔特問題”是什么？方納在本書第一章的開篇就給出了明確的答案：奴隸制問題，即“崇尚自由的國家意識形態(tài)與奴隸制的現(xiàn)實之間呈現(xiàn)出來的矛盾”。這其實是對埃德蒙·摩根所提出的“美利堅悖論”的延續(xù)。摩根在一九七五年出版的《美利堅的奴役與自由》一書中指出，美國歷史存在一種根本悖論：“一個民族何以能在孕育出美國革命的領袖們所展現(xiàn)的、那種對人類自由和尊嚴的獻身精神的同時，又發(fā)展了奴隸制這一無時無刻不在剝奪人類自由和尊嚴的勞動體制？”方納思考的則是，當美利堅民族國家建立之后，自由與奴役的悖論給美國的社會和政治帶來了哪些影響？美國民眾是如何克服這一悖論的？這一過程給美國歷史留下了哪些遺產(chǎn)？

方納認為，奴隸制問題之所以如此重要，根本原因在于奴隸制在美國早期具有無比強大的經(jīng)濟和政治權(quán)力。十八世紀末以來，奴隸制在美國南部快速發(fā)展，并充滿活力地融入全球資本主義經(jīng)濟之中。到內(nèi)戰(zhàn)前，“奴隸作為財產(chǎn)所含有的經(jīng)濟價值超過了美國人在鐵路業(yè)、銀行業(yè)和工廠投資的總和”。奴隸制雖是南部的“特殊體制”，但與北部經(jīng)濟也有密切聯(lián)系。“北部的商船將南部生產(chǎn)的棉花運到紐約并出口到歐洲，北部的銀行家為南部的棉花作物提供金融資本，北部的保險公司為南部棉花的生產(chǎn)和運輸提供保險服務，北部的工廠將南部的棉花變成棉紡織品。”奴隸制對全國政治也有無可比擬的重要影響。聯(lián)邦憲法對奴隸制的模糊態(tài)度，以及“五分之三條款”等一系列對奴隸制的妥協(xié)，增強了奴隸主在全國政治中的權(quán)力。奴隸主精英還發(fā)展出一套強大的州權(quán)主義觀念，從法理層面捍衛(wèi)奴隸制。奴隸制在全國經(jīng)濟政治中的核心位置，推動和強化了現(xiàn)代種族觀點，使其成為白人群體共享的意識形態(tài)。雖然奴隸制在內(nèi)戰(zhàn)中被廢除，但是所塑造的政治文化和種族觀念，仍然在深刻地影響著今日的美國。

如果說方納的史學研究有一個“主導敘事”的話，其核心情節(jié)就是激進主義傳統(tǒng)如何推進了美國的自由。具體而言，就是廢奴主義者、黑人逃奴、在重建時期積極行使公民權(quán)的前奴隸等各種社會力量，通過積極的抗爭，挑戰(zhàn)奴隸制這一強大的政治經(jīng)濟權(quán)勢，使自由真正成為美國政治的核心精神。這與霍夫斯塔特的歷史敘事其實差異極大?；羰险J為大眾易受煽動家的影響，被激發(fā)起歇斯底里的偏見、仇恨、恐懼和狂熱，使民主政治陷入危機。由此可見，在研究旨趣方面，方納確實具有“新美國史”的明顯特征。

“史學政治”

一九八四年，著名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在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演講時，提出了一個振聾發(fā)聵的問題：“關于當代社會，歷史能告訴我們什么？”

霍布斯鮑姆認為，不管時代如何劇烈而快速地變遷，優(yōu)秀的歷史學作品仍然可以為當代生活提供獨特的經(jīng)驗和教訓，但是要避免兩個因素的干擾。一是現(xiàn)代社會過度崇拜科學主義和技術手段，“系統(tǒng)而巧妙地忽略了”歷史經(jīng)驗。二是國家權(quán)力和政治精英“系統(tǒng)地扭曲歷史”，使其成為“鼓動人心的意識形態(tài)”和“自我褒揚的神話”?，F(xiàn)代的民族和民族主義史充分證明，后者對歷史書寫和人類社會的危害尤甚。因此，歷史學家在當代社會的最重要責任是“將這塊（民族主義）眼罩拿掉”，“若是做不到，至少偶爾將它輕輕掀起”。

方納對歷史學家的責任的認識，與霍布斯鮑姆是一致的。他的學術研究有個明確的指向，即挑戰(zhàn)以種族主義為核心的意識形態(tài)，糾正那些被其扭曲的歷史敘事，復活那些被其主動遺忘的記憶，最終打破美國例外論和盎格魯－撒克遜白人群體的民族主義神話。

自美國革命以來，經(jīng)典的輝格主義歷史敘事一直認為，自由是美國人的民族認同的核心，美利堅民族的歷史是一出不斷走向自由平等的浪漫劇。方納則尖銳地指出，在絕大部分時期，美國人的民族認同其實是“公民民族主義”和“族裔民族主義”的結(jié)合，前者具有包容性和開放性，認為民族是一個共享政治體制和價值的想象的共同體，其成員資格對領土范圍內(nèi)的所有成員平等開放；后者則具有特殊性和排他性，將民族視為構(gòu)建在單一族裔和語言傳統(tǒng)之上的族裔共同體。這種矛盾的民族認同可以上溯到建國時期，奴隸制所固化的種族主義從一開始就“賦予美利堅民族一種鮮明的排斥性特征”。公民性和族裔性之間的關系不僅是矛盾的，也是長期共生的。一方面，美國的白人群體經(jīng)歷了民主化的歷程，美國的主流話語也變得更加提倡平等；另一方面，以種族主義為核心的意識形態(tài)卻始終得到廣泛的支持，成為界定民族認同的標準。因此，在美國歷史的大部分時間中，美利堅民族認同一直處于不穩(wěn)定狀態(tài)，“族裔民族主義”往往會憑借其強大的勢力，構(gòu)建一個貌似偉大光榮的民族神話。

方納之所以將廢奴主義者置于十九世紀上半期美國歷史敘事的中心，就是為了打破這種民族神話。自美國建國以來，美利堅民族就成為成年白人男性所獨享的共同體。一七九〇年《歸化法》明確將歸化程序限定在“自由白人”的范圍之內(nèi)。雖然北部州在建國之后逐漸廢除了奴隸制，但是自由黑人的法律和政治地位卻不斷衰落。一八五七年斯科特案中，最高法院判決黑人不能成為美國公民。但是，在“新美國史”出現(xiàn)之前，主流的歷史敘事不僅將這段經(jīng)歷遺忘，也將挑戰(zhàn)奴隸制的廢奴主義者扭曲為狂熱的“瘋子”，忽視他們的貢獻。方納在本書中多次提到，廢奴主義者最重要的價值是挑戰(zhàn)美利堅民族認同的種族邊界。他們的一系列理念，包括凡是出生在美國的人都有權(quán)利成為公民，凡是美國公民，無論屬于任何種族，都應享有法律上的平等權(quán)利，在后來都成為重建時期的法律和憲法修正案的一部分，為美國民眾挑戰(zhàn)“族裔民族主義”提供了制度和法律武器。

林肯則是以走上神壇的方式進入美利堅民族神話的譜系。自不幸遇刺以來，林肯就逐漸被塑造成“一個原汁原味的美國理想和美國迷思的象征——一個自我造就而功成名就之人、美國西部邊疆的英雄、美國奴隸的偉大解放者”。這種標簽式的美化，嚴重遮蔽了林肯所處時代的復雜性，容易讓人遺忘這段歷史中殘酷和黑暗的面相。方納強調(diào)，林肯個人和內(nèi)戰(zhàn)這起獨立的事件均無法廢除奴隸制，奴隸解放是一個漫長而曲折的歷史進程，林肯是在這個過程中不斷成長起來的。直到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林肯對奴隸制的看法與當時北部社會白人的主流觀念是一致的。他認為奴隸制是不道德的，但是為了國家的統(tǒng)一，就必須在憲政體制內(nèi)對奴隸制妥協(xié)；黑人應該享有不可被剝奪的自然權(quán)利，但黑白種族間無法真正平等；解決奴隸制的最好方式是與奴隸主合作，將黑人殖民到海外。內(nèi)戰(zhàn)爆發(fā)之后，廢奴主義者和激進共和黨人的施壓、南部黑奴的大規(guī)模逃亡、戰(zhàn)爭對人力資源的需求，使內(nèi)戰(zhàn)從兩支軍隊之間的戰(zhàn)爭轉(zhuǎn)變?yōu)閮蓚€社會之間的戰(zhàn)爭，奴隸制就成為必須要面對的關鍵問題。在這種局面下，林肯簽署了《解放奴隸宣言》，并接受了由此產(chǎn)生的全部責任。他不僅將奴隸將黑人納入民族共同體，在事實上開啟了重建，還要求整個國家面對奴隸制的遺產(chǎn)。由此，方納在將林肯拉下神壇的同時，又重新定義了他的偉大——“接受了歷史拋給他的機會，而且從此力圖實現(xiàn)歷史對他的期待”。

重建史學更是長期充斥著“族裔民族主義”對歷史的扭曲和遺忘。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之前，“鄧寧學派”主導了美國社會對重建的認知。這種觀點認為，重建時期將選舉權(quán)賦予黑人是一個巨大的錯誤，導致美國民主政治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黑人天生不具有參與民主政治的能力，在獲得選舉權(quán)并控制南部政府之后，并不知道如何處理現(xiàn)實的政治問題；很多企圖在南部以公職獲取好處的北方人，以及南部的白人“無賴漢”乘機加入政治，成為他們的幫兇。正是三K黨這樣的“愛國”團體推翻了混亂的南部州政府，恢復了南部地區(qū)傳統(tǒng)的“內(nèi)部自治”。方納最重要的學術成就就是推翻了這一敘事。他認為重建是“一場大規(guī)模的和前所未有的跨種族民主的實驗”，取得了諸多成就，比如創(chuàng)建了南部的公立教育體系，以立法捍衛(wèi)黑人勞動者的權(quán)利，黑人真正參與到州和地方的政治中去。而且，國會通過的憲法第十三、十四、十五修正案和一八六六年《民權(quán)法》，不僅徹底廢除了奴隸制，打破了公民資格的種族限制，首次將平等的概念寫入憲法，還關鍵性地改變了聯(lián)邦政府與州的關系，使國家成為個人權(quán)利的保護者，禁止州以種族名義剝奪公民的選舉權(quán)。這些變革可謂是“第二次建國”，徹底改變了美國的政治制度和理念。

法國思想家厄內(nèi)斯特·勒南曾說：“民族的本質(zhì)是每個個人都擁有很多共同的事物，而且同時每個個人也遺忘了許多事情。”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之前，美國學界關于十九世紀美國史的主流敘事，可謂是這一觀點的寫照。無論是對廢奴主義者和重建的扭曲，抑或是對林肯的神化，都是試圖遺忘奴隸制和種族主義，以此來消解和“治愈”內(nèi)戰(zhàn)帶來的巨大傷痛，重建一個和諧、進步的美利堅民族神話。方納的史學，就是要幫助美國人拿開民族主義的“眼罩”，告訴他們：“我們的歷史實際上是一個更為復雜、更有意思的故事，她有高潮，也有低谷；有進步，也有倒退；有贏回權(quán)利的時候，也有權(quán)利被剝奪而后又要在另外一個時候再度爭取回來的時候。”

方納對自己史學的“政治性”特征，倒是毫不諱言。他明確指出：“歷史至少部分地是一門帶有道德目的的學問，因為它最終面對的是我們究竟希望美國成為一個什么樣的社會。”他也坦承，對現(xiàn)實政治的關注是其歷史研究的重要起點。他研究自由思想的演變，是為了回應保守派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大肆宣揚的對自由的狹隘認知。他對逃奴問題的關注，是有感于聯(lián)邦政府為那些試圖在美國尋求好生活的難民所設置的障礙。奴隸制遺產(chǎn)對今天的美國所造成的巨大困擾，是他研究林肯的重要原因。他歷時數(shù)年精研重建，則是因為“美國社會今天所面臨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是重建時期的問題”。

由此看來，方納的史學顯然也屬于他自己所界定的“史學政治”（politics of history），即“史學解釋既反映了現(xiàn)實政治的影響，同時又在影響現(xiàn)實政治”。這其實是民權(quán)運動時期成長起來的這一代美國歷史學家的普遍特征。對他們而言，歷史寫作不僅是一種智性的創(chuàng)造，更是一場捍衛(wèi)記憶以破解種族主義民族神話的戰(zhàn)役。但也有不少學者對此頗有微詞，認為將政治與學術聯(lián)系得太過緊密，會使學術淪為政治的工具，損害學術的獨立性和學術價值。方納對此亦有警醒，他曾說道：“我們對現(xiàn)實問題的關懷決定了我們對歷史問題的興趣所在——包括我自己對自由問題的興趣，因為它與非裔美國人、婦女和其他人的歷史相關——但現(xiàn)實只是決定一個人對問題的選擇，而不能提供問題的答案；如果你將歷史研究當成一種用來鼓吹自己（政治）觀點的墊腳板（soap box）的時候，你的著作被下一代人讀到的機會一定大大減少。”對于將政治更加深入地介入學術的新一代美國史學者而言，這個提醒是頗具意義的。

在《十九世紀美國的政治遺產(chǎn)》的結(jié)尾，方納講述了一個動人的故事。他的學生馬克將《重建》一書送給了自己的爺爺。老人讀完之后說，這本書給他希望。方納聽后頗感驚訝，因為他自認此書講述的“是一個希望和承諾遭到背叛、自由的夢想被打碎的故事”。老人的解釋是，這本書證明了歷史終將真相大白，所以給了他希望。在方納看來，這位老人其實道出了他的史學理念的核心：“這的確是我在整個學術生涯中一直努力奮斗的目標——講述這個既讓人感到無上光榮，又讓人感到無比憤怒的國家的歷史真相，并始終懷揣著夢想——對歷史的公正欣賞是能夠為創(chuàng)造一個更自由、更平等和更公正的社會做出貢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