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8期主持人 | 徐魯青

九月末精疲力竭，我提交了年假申請，小熊（我們總監(jiān)）說，正好，休息完了回來做諾獎。

諾貝爾文學獎，是“繼承文明傳統(tǒng)”，是“拓展人類邊界”，是文化記者好不容易有了點大事寫。為了“做諾獎”，我早早地輾轉三個核酸點拿陰性報告，早早地從山里回到國際大都市Shanghai，早早地拒絕了數個蹦迪邀請：不行，我晚上要“做諾獎”——沒人敢回一個“不”字。 

10月6日12:00，工作群里發(fā)來諾貝爾獎直播鏈接：“倒計時：7小時?！?8:19，編輯黃月分享冷門作家名單，建議提前熟悉英文發(fā)音，“天，好希望來個日本名字。”18:45，直播切入頒獎現場，“只要不是個中國作家，莫言那年我太慘了?！毙⌒荛_始回憶深夜蹲點莫言家門的故事。18:54，頒獎臺還沒有動靜，我們討論起現場唯一戴口罩的是不是個亞洲記者。18:57，來了，來了，聽力大賽正式開始。

這是我第一次寫諾獎報道，過后我在群里說，“好有意思”，聊天室再聊聊吧，黃月在“好有意思”背后打出了“哈哈哈哈哈哈”的一串笑?？磥硪磺€文化記者有一千個“做諾獎”的感悟，雖然大多數沒在夜里蹲點莫言，也都會在每年秋天的傍晚用力辨析一個含糊不清的名字。它或許會一下激蕩起私密柔軟的閱讀記憶，也或許陌生模糊得讓人呆住幾秒——繼而埋怨為什么不來個日本作家——我們懷揣著這些心緒，一遍遍撥打占著線的電話：Ta的寫作是什么樣的？為什么引進了這個賣不動的人？Ta來過中國嗎？來過，那有得可寫的了，快，說說Ta對中國人說過什么？

我對埃爾諾逐漸產生的熟悉感，卻并非因為知曉了這些問題的答案，而是突然意識到，我們的生命事件奇妙地產生了交集，她將在我閱讀以外的記憶里仍長久地占據一席之地。我既對她擁有真實又不安的好奇心，也感謝她拿獎拿得那么合適——既不像阿特伍德受人矚目，仿佛要采訪一百個人、一百個小時才夠，又不像瑪麗斯·孔戴，沒有引進一本書，想采訪對象都得想上一百個小時。

夜里九點半，一切結束，打開朋友圈看到滿屏的埃爾諾感想，我則收到朋友的消息，是不變的街道、不變的酒瓶，“諾獎‘做’完了嗎？要不要過來蹦？”

關于諾獎的記憶：“苦咖啡文學”、感同身受與“動搖感”

小熊：作為曾經常年跑文學條線的記者，諾獎夜精神壓力還是不小的，因為紙媒時代既要保證采訪到相關人士，又要第一時間出主稿，幾乎每年都要在報社熬到好晚（除了莫言獲獎那年在寒風中守在他家樓下，后來知道他已經早早回高密老家，才在附近找了個酒店寫稿）。我的經驗是，第一時間找到合適的采訪對象是最重要的，印象比較深的是門羅獲獎那年。當時國內只出過一本門羅作品《逃離》，這本書的譯者是李文俊老師。我是那年第一個打通李文俊老師家里電話的記者，他從我這里知道了門羅獲獎的消息，那時候也沒微信，李文俊老師也沒手機，所以我打通之后就意味著其他人都沒辦法打進來。我就一直問一直問，至少拖住了3、40分鐘。后來聽說其他媒體記者急得不行，有人直接上門去了。

這幾年更多是在諾獎的時候給記者們提供后方支持，比如獲獎者出來以后馬上去判斷、去找人。今年埃爾諾獲獎，我一搜已出版的《悠悠歲月》的譯者吳岳添是社科院外文所的老師，就趕緊向同樣是外文所的著名的曉強老師求助，保障了文捷可以第一時間采訪到譯者。從我剛做記者一直到現在，曉強老師十幾年里一直無條件提供各種后方支持，深表感謝。

潘文捷：關于諾獎，我記得最清楚的反而不是頒獎，而是閻連科一次演講。那一次，閻連科談到，村上春樹式“苦咖啡文學”如果能獲諾獎，會是我們崇敬的偉大作品的災難。他說，在村上春樹這種作家的作品中，讀者只能看到一個人群在某一種情況下生存境遇中的小困難、小波折，看不到整個國家、整個民族或者人類面臨的生存困境?！白骷胰绻唤o讀者提供本民族人群和個人最艱難的生存境遇，那么他的偉大是值得懷疑的。”在此基礎上，閻連科認為，中國文學是世界上最有希望的文學， “再也沒有一個國家的社會現實能夠給作家提供如此豐富的寫作資源，沒有一個國家的人心如此復雜和豐富……保不定青年作家一夜之間寫出傳世之作來。” 

我當時在這件事上并沒有什么覺悟和思考，還覺得他說得蠻有道理的，于是把事情如實記錄下來，寫成了一條新聞，一時間引發(fā)了很多討論。究竟為什么有這么多反對的聲音呢？難道反對他的都是村上春樹的粉絲嗎？我感到迷惑。這個新聞及其后續(xù)似乎成為了衡量我個人文盲水平的考題，我有時候會拿出來想想，閻連科說得到底有沒有道理？如果在這個問題上更明白了一些，就會覺得自己又進步了一點點。 

林子人：作為編輯部里社科條線的記者以及一個純文學讀得越來越少的偽文藝青年，我對諾獎報道參與得不多，對諾獎引發(fā)的種種預測和討論也多抱著友好圍觀但沒啥發(fā)言權的態(tài)度。印象很深的是，2016年諾獎終于頒給了一個我熟悉的名字，在那之前，包括我在內的所有人都未曾把他歸入“作家”的行列。頒獎主持人念出“鮑勃·迪倫”的名字的時候，我記得我們的工作群立刻炸鍋了，所有人都懷疑自己是不是聽錯了。鮑勃·迪倫？是那個我們知道的唱民謠的美國歌手嗎？ 

我或許和許多普通讀者一樣，是通過諾獎去發(fā)現和了解此前我聞所未聞的作家和他們的作品的。今年的諾獎頒發(fā)當晚，忙完手頭我那部分的報道工作后，我開始讀去年諾獎獲得者古爾納的小說《贊美沉默》，并非常驚訝地發(fā)現，這位有著濃重非洲印記的作家其實離我一點都不遙遠，恰恰相反，我對書中描述的那種處于故鄉(xiāng)與異鄉(xiāng)、殖民與后殖民夾縫之間的復雜感情感同身受。我覺得這是諾獎對我們普通讀者的意義——它將全球各地的、我們原本缺乏了解的作家推到我們面前，讓我們意識到社會和文化語境的差異并不能阻止人類彼此的理解和共情。

董子琪：同意，《贊美沉默》這本書與我們一點也不遙遠，而且還和我們的諾獎得主莫言的名字是同義詞（Admiring Silence）。提到莫言，我想起他獲獎的那年我還在上學，老師在黑板上寫下Mo Yan并恭喜在場的中國同學，大家都喜氣洋洋，就像我們都摘得了獎章分享了莫言集體榮譽似的。一位同學很自豪地跟隔壁介紹說莫言是自己山東老鄉(xiāng)，不料這位老兄回說，所以你家也是cannibalism（食人族）嗎。——沒想到這也能引來國際嘲諷哈哈。往好了想，這也證明對方對莫言并非一無所知。開玩笑，莫言當然不止寫過食人族。

記得鮑勃·迪倫獲獎那年，我已經在觀測賠率榜了，也見證了最后一刻鮑勃·迪倫沖上了排行榜。鮑勃·迪倫獲獎之后我讀了國內引進的他的詩歌歌詞集，注釋是相當繁復的，他確實化用了許多典故，Like a Rolling Stone寫得好啊！滾動的石頭不長青苔是從經典中擷取的美妙意象。

尹清露：我是在比較小的時候接觸到村上春樹的，后來“陪跑諾獎”的傳言才逐漸興盛，所以我一度膚淺地認為諾獎離自己的個人經驗很遙遠。我也有所耳聞閻連科的“苦咖啡文學”評價，也對他強調的“偉大”、“民族普遍境遇”感到十分陌生甚至厭棄 ，而且，既然人們的生存條件已經產生了變化，又要以什么尺度去衡量所謂“小困難”和”大困難”呢？ 

當然，這只是單純的、帶著些忤逆的想法，某種程度上，閻連科的觀點不無道理，我也在長大后對諾獎作家有了稍微多一點體悟——畢竟個人經驗是嵌入進集體經驗中的，如果一位優(yōu)秀的作家寫出了普世的困惑/反思，那么我自然也會被打動。子人提到讀古爾納的感受，我也有同感，還在《海邊》里奧馬爾和拉蒂夫漂洋過海的相遇中，油然升起一種“破碎的后全球化時代”的希望之情。

至于閻連科批評的村上寫作——閱讀快感有余而批判性不足，展現了人的迷惘而非對人的深刻凝視——這些倒也是真的，這和閱讀另一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時的感受很不一樣。比如《別讓我走》就遠非令人舒服的寫作，甚至因為背離慣常的倫理而顯得“詭異（uncanny）”，克隆人意識到自己或許不是人類——但仍然在絕望地追問著。所以美國學者馬修斯說，“石黑一雄文本中有一個精致的悖論，寫作似乎對自己非常確信，卻又把讀者帶離了確定性?！彪m然難以訴諸言語，但是在閱讀期間，內心某些根本性的部分的確得到了動搖，這種“動搖”，在我心里或許也是諾獎追求的品質之一吧。 

在“正確”與“鋒芒”之間：諾獎背后的文學標志

小熊：關于諾獎，有幾個方面的討論比較多：一個是它到底是不是代表了文學的最高水準；另一個是它到底是不是只純粹和文學有關。如果讓我簡單回答這兩個問題的話，我給出的答案都是“不是”。

任何一個獎項都有其立意和對獲獎作品的期許，所以諾貝爾文學獎的主旨是要頒給“表現出了理想主義傾向，并有最優(yōu)秀作品的人”。 如何界定理想主義當然仁者見仁，但這至少代表了諾獎的世界觀，所以在選擇獲獎作家時需要有這種相容性，或者即便沒有這種相容性，評獎委員會也一定會在授獎詞中硬拗回來，比如奈保爾、貝克特等明顯作品是黑暗屬性的作家們在獲獎時，也會被皇家學院賦予這種理想主義色彩。 

另一方面，如果梳理一下諾獎的獲獎名單，我們得承認其錯過了許多一流的作家，普魯斯特、博爾赫斯、卡爾維諾、納博科夫、喬伊斯等等，即便是現在還活著的作家里，昆德拉恐怕也并不會在有生之年被諾獎青睞。按照唐諾老師的說法，諾獎其實尤其保守且平庸，服膺著某種集體邏輯?！八惶乙?、甚至畏懼那些一下子超過太多走得太遠的東西，那些太過復雜以至于無法順利安裝回當前人類世界的東西。”在外界看來，可能授予某個批判現實社會的作家代表了諾獎的某種態(tài)度，亦或是給予某個安靜入山中無日月地書寫于某處世界邊緣不思世俗作品的作家代表了其包容性，但從文學的角度，很多時候這些作品是“正確”的東西，卻不是在文學層面上更向前探索的作品。

當然在這個時代，純文學的現狀就是越來越小眾、越來越邊緣化，和諾貝爾所處時代的社會現實地位是完全不同的。我猜想，或許瑞典皇家學院這些年也一直在努力去拓展文學的邊界，讓這樣一個光芒逐漸散去的學科，通過一年一度的全世界的聚焦機會，可以稍微延緩那么一點點“衰退”的步伐。 

董子琪：一直在琢磨諾獎的標準，像是去年和前年都頒給了學院的寫作者，就能夠體現唐諾所說的諾獎保守的特點。但我也有一個觀察，就是每年諾獎多少還是有點爭議的，像是托卡爾丘克得獎時，我就不止一次聽到諾獎是為了頒給一個女性、盡管她是二流作家這樣的評價。不知道評價者是否看過托卡爾丘克的作品，如果沒看還好，因為如果看了可能確實會發(fā)現自己是托姐諷刺的對象。這也是諾獎未喪失鋒芒的體現吧。

還有一個存在探討的技術性問題是，瑞典文學院跟著誰走，又跟著什么媒介走。前一個關系到瑞典文學院評審團參考了哪些國際獎項，比較明顯的就是布克獎和國際布克獎，像石黑一雄、托卡爾丘克、格爾納和今年的埃爾諾都與布克獎有關。后一個是影視媒介是否對評審有影響的問題，安妮·埃爾諾的小說在去年曾被改編成電影《正發(fā)生》并在威尼斯電影節(jié)獲得金獅獎，而根據托卡爾丘克作品改編電影的《糜骨之壤》也在諾獎授獎前一年在柏林電影節(jié)摘得銀熊獎。兩位獲獎者的作品改編都在前一年摘得電影節(jié)的重要獎項，這是巧合嗎？窮盡世界上所有的作家作品是難的，即使對評審來說也是一樣，那么看電影會是新的靈感來源嗎？ 

我國對于諾獎是有執(zhí)念的，就像對奧林匹克金牌難以忘懷一樣，這也會影響出版行為，比如我們能看到“諾貝爾文學獎作家作品”和“獲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叢書”，這樣的叢書確實是對世界文學的系統(tǒng)介紹，可是以獎項對作家分類的方式真的合理嗎？當然文學獎作為肯定作者終身成就的世界舞臺，中國作家在乎是很正常的，學者朱振武就提起過，賈平凹曾問他，自己和莫言怎么比、是不是有資格得諾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