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林子人

編輯 | 黃月

若澤·薩拉馬戈（Jose Saramago）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葡語作家。他初入社會時從事藍領工作，在出版社和報社工作的三十年間，他做過校對員、編輯、記者和翻譯，出版過幾部詩集和游記，在80年代以前一直是文學界中默默無聞的小角色。年屆六旬，薩拉馬戈終于開始了他的職業(yè)寫作生涯，井噴般創(chuàng)作出一部又一部引起強烈反響的小說。

1998年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詞稱其“將常識的規(guī)則置之一邊”是薩拉馬戈的寫作特征：“薩拉馬戈采納了一種具有挑戰(zhàn)性的藝術原則，允許自然法則和常識的某一決定性領域遭到顛覆，但僅限于這單一領域，然后以邏輯的理性和精細的觀察來跟蹤、反映這種非理性的種種后果?！?/p>

與薩拉馬戈的許多小說一樣，《失明癥漫記》也非常符合上述評價。該書首次出版于1995年，薩拉馬戈當年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小說的最初靈感來自他的個人經(jīng)歷——他的右眼視網(wǎng)膜曾脫落過，后來左眼又患白內(nèi)障。小說家由此展開了狂野而殘酷的想象，講述了一個關于“另外一種更糟糕的失明”的故事：在一個未具名的城市里，一個開著車的男人在等待紅綠燈時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失明了，與一般的失明不同，他看到的一切都是白的，“好像在濃霧里，好像掉進了牛奶海里。”他成為了這場奇特瘟疫的零號病人，隨著城市中越來越多人患上失明癥，一幕幕道德實驗就此展開。

一方面，《失明癥漫記》是一個反烏托邦寓言，書中沒有具體地點、所有出場人物都被抽象化為一個社會身份（比如醫(yī)生、妻子、警察和偷車賊）的特點亦強化了這種寓言氣質(zhì)。某種程度上來說，在一個看不見他人的世界里，姓名和長相也的確無關緊要。另一方面，《失明癥漫記》在瘟疫蔓延將如何影響社會與人的問題上做出了充滿細節(jié)的、有說服力的推演，也因此具有了某種參照現(xiàn)實的意味。

耶魯大學歷史與醫(yī)療史榮休教授弗蘭克·M.斯諾登（Frank M. Snowden）認為，與慢性病有所不同，流行病會帶來特有的恐懼和焦慮，因此是文學藝術作品廣泛描繪的對象；更重要的是，流行病不是偶然事件，“相反，它們揭示了每個社會所獨有的脆弱性，研究它們就是要探索這個社會的結(jié)構(gòu)、生存環(huán)境與政治特權(quán)?！?/p>

雖然薩拉馬戈無法像醫(yī)療史學者那樣研究和書寫歷史中真實出現(xiàn)過的流行病，但他以小說家特有的敏銳洞察力提醒我們，一場毫無征兆地蹂躪了全社會的流行病，將如何撕裂我們習以為常的一切。

層層累積的恐怖與社會秩序的崩潰

《失明癥漫記》的開頭是這樣的：開車的男人突然雙目失明，由此引發(fā)了一場交通混亂。一個過路人主動上前，用失明男人自己的車送他回家，然后心生邪念，順走了他的車。失明男人的妻子回家后發(fā)現(xiàn)了丈夫的失常，帶丈夫去眼科診所就醫(yī)。醫(yī)生告訴男人他的眼睛完全正常，從醫(yī)學角度上講似乎不算是失明。當時在診所中等待就醫(yī)的還有一個戴墨鏡、患結(jié)膜炎的年輕女孩、一個斜視的小男孩和一位患白內(nèi)障的獨眼老人。醫(yī)生下班回家后依然對這奇特病癥百思不得其解，正在查閱文獻時，他發(fā)現(xiàn)自己也失明了。他此時還不知道，第一個失明者的妻子、偷車賊、抓住偷車賊的警察和診室中的另外三個人也都失明了。

雖然失明癥是小說家虛構(gòu)的流行病，但它蔓延的過程和引發(fā)的公眾反應有其現(xiàn)實基礎。鑒于人們得病時的第一反應往往是就醫(yī)，一線醫(yī)生通常是最先覺察到流行病出現(xiàn)的群體。醫(yī)生在《失明癥漫記》中是一個重要角色。在發(fā)現(xiàn)失明癥的傳染性后，“理智與效率要求他以最快的速度把正在發(fā)生的事情直接告訴衛(wèi)生部的高級負責人”，但他很快改變了主意，因為自己人微言輕，而且“任何有責任感的醫(yī)生都不肯向頭一個接待他的下層官員宣布出現(xiàn)了失明癥時疫，若果真如此，會立即引起恐慌”。于是他轉(zhuǎn)向與自己的上司討論，上司同樣認為上報衛(wèi)生部的時機還不成熟，“你想想，這個消息會在公眾中造成多么大的恐慌?！?/p>

就在兩人猶豫不決時，失明癥已在悄悄蔓延。衛(wèi)生部部長拍板決定，“既考慮到了單純的衛(wèi)生問題，也考慮到了復雜的社會影響和政治后果”，應該悄悄地找到失明者和疑似感染者，將他們安排在一家四周被高墻圍得水泄不通的精神病院進行隔離。到這里為止，故事中的政府采取了現(xiàn)實情況中在流行病暴發(fā)初期常采取的公共衛(wèi)生策略——檢疫隔離，但與此同時，薩拉馬戈暗示了當局還采取了一項隱瞞策略。斯諾登在《流行病與社會》中指出，掩蓋疫情的狀況在醫(yī)療史中時有發(fā)生，歷史上許多政府采取過類似措施。

失明癥前所未有，沒有治療方案，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傳播開來，無差別地威脅著全社會所有人的視力，無論性別、年齡、個人成就、社會地位還是道德水平。這是薩拉馬戈在小說中呈現(xiàn)的第一層恐怖。集體恐慌引發(fā)了耐人尋味的反應，即把“得病/有威脅的他們”從“健康的我們”中分隔開來。衛(wèi)生部部長與下屬的一番對話顯示，小說中當權(quán)者的優(yōu)先考慮在于隔離危險，而非照顧病患。下屬告訴部長，將失明者和疑似感染者分別安排在精神病院的兩排房子里，就省去了招募志愿者的麻煩——如果一個疑似感染者失明了，其他看得見的人馬上就會把他趕出去，他們也絕對不會允許已經(jīng)失明的人進入。

醫(yī)生是最先被衛(wèi)生部找到并送去精神病院的人，他的妻子為了照顧丈夫，謊稱自己也失明了，與丈夫一起上了救護車。醫(yī)生的妻子之所以自愿陪同去隔離，是因為她相信政府——在社會危機發(fā)生時，個體首先想到的自然是政府，相信當局采取的措施正確合理，能夠幫助無助個體抵御危機。哲學學者周濂在《現(xiàn)代政治的正當性基礎》一書中指出，現(xiàn)代政治觀念中存在一個業(yè)已默認的原則，即現(xiàn)代政治正當性的基礎建立在“個人的自主性”之上，個人與國家的關系是一種基于個體自愿行動的契約；人們不再把國家視為永恒不變或自然正確的存在，而是一種人為產(chǎn)物，一種必要的手段或工具，“人們需要國家這個必要的工具和手段來確保生命權(quán)、財產(chǎn)權(quán)、自由權(quán)以及追求幸福的權(quán)利?！?/p>

然而在一場未知且兇險的流行病面前，當局無知且無力，唯一能做的就是隔離患者和密切接觸者，任其自生自滅。第一批失明者抵達精神病院后，當局每天在固定時間播放廣播，提醒被隔離者，外界只會提供食物、衛(wèi)生和清潔用品，隔離區(qū)內(nèi)出現(xiàn)任何事件都無法得到外界援助，隔離者未經(jīng)許可離開所在大樓會被立即擊斃。廣播號召隔離者“表現(xiàn)出愛國之心，與政府配合”，“拋棄一切個人考慮，你們要認識到自己被隔離是一種支援全國的行動?！?/p>

第二層恐怖在這里暴露無遺。在解釋現(xiàn)代國家的政治正當性基礎時，周濂提醒我們注意，人們建立國家和政府的目的是為了促進自由正義、保障社會穩(wěn)定和提高人民福祉，但《失明癥漫記》中的政府實際上單方面撕毀了與被隔離公民的這一社會契約。他們不再享有國家維護基本正義和社會秩序以保障正常生活的權(quán)利，卻被要求向國家履行“愛國”義務，放棄一切權(quán)利主張，扛起自我責任。

隨著精神病院中的失明者越來越多，看守士兵的神經(jīng)也繃得越來越緊。他們送的食物變得份額不足，態(tài)度越來越散漫，不再按照約定將食物放在門口，而是丟在兩排房子中間的天井里。當失明者踉踉蹌蹌摸索著走出大樓取食時，士兵們又在恐懼之中掃射他們，事后自我辯解稱此舉完全是出于自衛(wèi)。一位中士更是直言不諱，“最好讓他們餓死，蟲子死后，毒素也會消失?！?/p>

公共衛(wèi)生措施逐漸走形、士兵射殺隔離者的情節(jié)也出現(xiàn)在了帕慕克的最新小說《瘟疫之夜》中：19世紀90年代，霍亂隨著朝圣者的船只從麥加和麥地那蔓延到世界各地，奧斯曼帝國對返回的朝圣船實施全員隔離政策，這一政策在明格爾島釀成了一起惡性事件：47名朝圣者被駁船帶到一個荒僻的海灣隔離，斷糧斷水，他們在絕望中試圖突破隔離，驚慌失措的士兵瘋狂掃射，然而這起流血事件被地方行政長官壓了下去。

被切斷從外界求助的渠道后，隔離者只能在一種強迫的無政府狀態(tài)下進行困獸之斗。秩序和共識崩壞的后果越來越嚴重：先是沒有人打掃衛(wèi)生，廁所骯臟不堪，有人隨意大小便；人們不情愿掩埋被射殺的同伴尸體（即使失明癥病毒可能會因此擴散）；有人偷偷拿了兩份食物；失明的疑似感染者立刻就會被同伴扔出去，他們死守宿舍大門，對盲人們?nèi)蚰_踢；在所有人一片混亂迷茫的時候，惡人率先組織起來形成歹幫，他們霸占了所有的食物，用武力威脅其他人吃飯必須付錢。薩拉馬戈冷酷地向讀者展示了哲學學者慈繼偉所說的“非正義局面的易循環(huán)性”或“正義局面的脆弱性”：“如果社會上一部分人的非正義行為沒有受到有效的制止或制裁，其他本來具有正義愿望的人就會在不同程度上仿效這種行為，乃至造成非正義行為的泛濫。”

終于有一天，忍無可忍的隔離者試圖突破隔離防線，此時他們才發(fā)現(xiàn)那些守衛(wèi)士兵已在不知不覺間消失了，因為失明癥已徹底暴發(fā)，無人幸免。周濂認為，人類社會形成的最低條件是，即使人們在道德上對他人漠不關心，也會出于利己的理性嘗試建立起某種互惠互利的局面。但薩拉馬戈讓我們看到，社會如何逐漸崩壞成霍布斯所說的彼此相互敵視、“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自然狀態(tài)——無政府狀態(tài)先是在被強加在隔離者頭上，但隨著疫情蔓延，“我們”和“他們”的劃分失效，維持社會正常運轉(zhuǎn)的機制、形態(tài)和組織結(jié)構(gòu)失靈，事實上的無政府狀態(tài)出現(xiàn)在全社會之中。這是最深程度的恐怖，而最令人不寒而栗的一點在于，這一切始于人們開始劃分“我們”和“他們”，并拒絕向“他們”施以援手；由國家機器制造出來的無政府社會最終吞噬了一切，包括國家機器本身。

女性的脆弱與聯(lián)結(jié)的可能

醫(yī)生的妻子是本書的主角，她一直沒有被感染，是精神病院和日后整座城市之中唯一看得見的人。隨著劇情展開，我們會發(fā)現(xiàn)薩拉馬戈賦予了這個角色至關重要的地位。在這個迅速崩壞的世界里，她仿佛是一個道德羅盤，堅守著秩序的某種底線——同情他人、幫助他人、組織他人并為共同生活建立起所有人都認同的規(guī)矩。在精神病院逐漸人滿為患，衛(wèi)生情況日益糟糕的時候，她所在的第一個宿舍做到了秩序井然，因為她不厭其煩地告訴室友們，“如果我們不能完全像正常人一樣生活，那么至少應當盡一切努力不要像動物一樣生活。”在帶領室友們逃出精神病院后，醫(yī)生的妻子再次強調(diào)了在無政府社會中堅守道德判斷的重要性：

“我們不該忘記，在精神病院的時候我們過的是什么生活，我們，所有的人，各種凌辱都忍受過，甚至干了那么下賤的事，同樣的事也可能在這里發(fā)生，當然形式不同，在那里，我們還能以其他人的下賤行為為自己開脫，而現(xiàn)在則不然，現(xiàn)在我們在惡與善面前人人平等?！?/p>

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特殊能力沒有讓她成為一個“開掛”的英雄。事實上，在小說的大半部分篇幅中，醫(yī)生的妻子都竭力隱藏自己的特殊能力，“她甚至不敢去想說出自己不是盲人的真相后可能產(chǎn)生的后果，輕則變成大家的女仆，重則成為一些人的奴隸。”她壓抑克制自己幫助他人、領導他人的能力，而是讓自己跟隨其他人成為弱者。

我們有理由認為，薩拉馬戈將主角定為一位女性有其特殊考量——作為弱勢性別群體，女性往往對風險和威脅有更敏銳的警惕性。在《看不見的女性》一書中，英國作家、記者卡羅琳·克里亞多·佩雷斯（Caroline Criado Perez）指出，女性受沖突、大流行病和自然災害的影響尤其深，雖然男人和女人面臨同樣的創(chuàng)傷、流離、傷害和死亡，但女性會遭受女性特有的不公。比如沖突爆發(fā)時，針對女性的性別暴力事件也隨之增加；在戰(zhàn)爭之后的社會秩序崩潰中，女性受到的影響也比男性嚴重；女性也比男性更容易死于戰(zhàn)爭的間接影響，孕產(chǎn)婦死亡率最高的十個國家都是沖突國家或沖突后國家；在流行病中，女性的死亡人數(shù)也高于男性。

女性的劣勢在于，她們不僅是人，有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她們也是反抗能力有限的性資源。薩拉馬戈不憚于在小說中揭示這一殘酷事實：第一批失明者剛剛進入精神病院，所有人都仍在消化和適應這一人生巨變的情況下，偷車賊依然有膽量對戴墨鏡的女孩實施性騷擾（當然，他最終為此付出了生命代價）。盲人歹徒們挾食物以令諸人，在劫掠了其他宿舍的財物之后，得寸進尺地提出每個宿舍都要獻出女人，才能換回食物。

獲知這一肆無忌憚的要求后，有人提議請女人們志愿報名，各個宿舍由此爆發(fā)了激烈爭執(zhí)。女人們抱怨男人把自己往火坑里推，男人們則反駁稱沒必要大呼小叫，應該彼此理解，畢竟所有人都有餓死的風險。女人們反唇相譏，如果他們要的是男人而不是女人你們又該如何呢，男人們無言以對，沒有一個男人有膽量說，如果他們要的是男人，那我們就去。寫到這里，薩拉馬戈又諷刺性地補充道，“在心慌意亂之中男人們竟然沒有想到，說出來并沒有多大危險，因為那些婊子養(yǎng)的不想在男人身上發(fā)泄，他們要的是女人。”

恰恰又是這些弱者之間的彼此理解和共情，給如此絕望的境地帶來了一絲光亮。戴墨鏡的女孩在失明前是個玩世不恭的放蕩女子，當讀者帶著這樣的印象繼續(xù)往下讀時，會發(fā)現(xiàn)她主動承擔起了保護斜眼小男孩的責任，把最安全的床位和自己的食物讓給他。醫(yī)生的妻子不僅二話不說就把自己帶來的衛(wèi)生棉給了墨鏡女孩——一個幾乎所有女性之間都會有的默契——而且在眼睜睜地看到自己的丈夫跑到她床上后安慰了對方，吐露了自己能看見的秘密。薩拉馬戈描寫了這兩個女人那一刻的交心，一種珍貴又深刻的相互理解仿佛驅(qū)散了她們所置身的黑暗與瘋狂：

“兩個女人還在低聲耳語，一會兒這個說，一會兒那個說，嘴唇挨著頭發(fā)，挨著耳垂，這是一場毫無意義的談話，又是一場意義深遠的談話，似乎這一對矛盾竟然能融為一體。細聲細語的談話雙方似乎不認識躺在她們中間的男人，而談話的內(nèi)容又在圍繞這個男人進行，超越了這個由通常觀念和現(xiàn)實組成的世界的邏輯?！?/p>

弱者最為理解弱者的處境，當弱者之間重新產(chǎn)生聯(lián)結(jié)，就有了改變現(xiàn)狀的可能。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種同病相憐的強烈情感鼓舞了醫(yī)生的妻子拿起剪刀殺死了盲人歹徒首領。此舉一方面令盲人歹徒陷入群龍無首的境地，鼓舞了其他宿舍的人進行反抗，但另一方面也讓那些膽怯的人恐懼報復。醫(yī)生的妻子擔心歹徒首領死前凌辱的那個女人會認出自己的聲音，告發(fā)她，但對方?jīng)]有這么做，當她終于開口時，她堅定地告訴醫(yī)生的妻子，“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钡谝粋€失明者的妻子也不再像以前那樣聽命于自己那大男子主義的丈夫，站在了醫(yī)生的妻子這邊。

逃離精神病院后，醫(yī)生的妻子將一行人帶回了家，此時她已非常明白，人無法獨活，唯有抱團互助才能生存下去。在一個瓢潑大雨的夜晚，她與墨鏡女孩和第一個失明者的妻子一同在陽臺上洗所有人換下來的臟衣服，這個片段可謂是全書最感人也最飽含隱喻的部分。她們先是洗衣服，然后開始清洗自己，彼此交談，擁抱哭泣。大雨停歇，朝陽升起，不僅女人們的身心被蕩滌一新，整個城市的污濁慘烈也仿佛被沖刷干凈。

薩拉馬戈曾在接受采訪時這樣描述《失明癥漫記》，這是一部講述人們?nèi)绾巫兂?span>瞎子的長篇小說。在他看來，我們所有人都在某種意義上是瞎子，因為我們沒有能夠創(chuàng)造出一個值得我們生活于此的世界?！叭绻f（這部小說）有點可供思考的東西，那就是思考我們是否有能力，或者說我們最終沒有這個能力——創(chuàng)造一種人類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占主導地位的是人的尊嚴和對他人的尊重?！痹诮裉欤_拉馬戈的瘟疫寓言依然振聾發(fā)聵。

參考資料：

【葡】若澤·薩拉馬戈.《失明癥漫記》.河南文藝出版社.2022.

【土耳其】奧爾罕·帕慕克.《瘟疫之夜》.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英】卡羅琳·克里亞多·佩雷斯.《看不見的女性》.新星出版社.2022.

【美】弗蘭克·M.斯諾登.《流行病與社會：從黑死病開始的瘟疫史》.中央編譯出版社.2022.

周濂.《現(xiàn)代政治的正當性基礎》.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21.

孫成敖. "一位作家的自白──若澤·薩拉馬戈訪談錄." 外國文學 1(1999):8.

白鳳森等. "現(xiàn)實呼喚正義(外二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葡萄牙作家 若澤·薩拉馬戈訪談錄." 文藝理論與批評 3(2002):2.